清廉兰州文化墙(清廉兰州)

卡卡

作者

　　王欢

　　缓缓的，黄河流经兰州，一位老者驻足黄河之畔，双目凝望浩荡河水，内心如河水激荡澎湃，他在这大河之城生活了70余年，看黄河从西向东浩淼而来，他仿若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奔涌，内心深处珍藏的一幅幅老兰州人生活风情画卷徐徐铺陈开来……

　　缘起

　　黄河是天险，是天河，缘于渡河的需求，自古，在兰州黄河两岸就散布着三三两两的古渡口。

　　甘肃如横亘于中国版图中心的一只如意，蹊跷的是，兰州城亦东西长，南北狭，黄河自东向西如一条金色的丝带贯穿其间。

　　“关者，要塞也，津者，渡口也。”在这地理位置坐中四连的古金城，有通往北岸的古渡口，称金城津，渡口北岸设津关——古称金城关。

　　渡口“津”往往设立于黄河河道最狭处，像一把锁匙把关。

　　而在人生彷徨、苦闷、看不见前路，最逼仄处，是书渡了心，他走到了人生的彼岸。

　　道路最狭处，书籍支撑起了心灵的脆弱，泅渡过河的灵魂获得了新生，书籍引导了他，拯救了他，继而他用一生挖掘整理古城历史文化，使得这座位于大国汉地的边城，根基日益深厚、广沛，背影日益高耸、丰茂。

　　他过黄河，立于白塔山之巅，背靠大禹“导河积石，指点九州形胜”的九州台，俯瞰金城关和两岸狭长而繁茂生长的金城——悠悠缓缓，不疾不徐，这条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的大河从容流淌，每一个不被人看到的隐秘的浪花都在悄悄地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一个关于这座城市的过往。

　　关于这座古城的故事比黄河里那浪花还多呢！城和山的故事，城和河的故事，城里，人和人的故事，还有人和天和地和花和草……

　　他出生于这座大河之城，在这古老的黄河城边，孩童时黄河汊河子里游泳，河边钓鱼，草丛石砾间捉促织子(蟋蟀)，上山垒砌锅锅灶，捉蚂蚱，打沙葱，拾地达菜(地软)打胡墼仗，上城墙放风筝，走街串巷，看市井热闹，去金天观、白云观、府城隍庙、兰园观音堂，看道士、青衣僧念经，那时的城小，老城的道道巷巷他大都穿行过，龙尾山、白塔山的沟沟坎坎卯卯梁梁他也大都攀登过。

　　十几年……几十年……他读懂了这座古城，他读懂了流经这座城的大河和南北两座大山，他知道这城的每一个街巷每一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个故事，他了解这里发生的故事比大河里的浪花还要多。

　　这个城市养育了他，他更是深深的爱着这个古城，如赤子一般，深深的爱使得他记录着这个城市的过往，他更是为着古城的发展、巨变而深深感喟。

　　他，和他们，记录着这个城市历史的瞬息，从古到今，发生，发展还有未来。

　　他，和他们，挖掘城市的前世今生，为城市著书立传。

　　他，邓明，是黄河的孩子，他和许许多多黄河之子一样，是兰州这座大河之城的文化历史的记录者，珍藏者，传播者。

　　曾祖父在他手心里写了个“之”字

　　邓春兰日记：“七月二十七日五点钟，解缆沿河而下，赁筏眺望，则见两岸树木玲珑，屋舍参差，牛羊成群，飞鸟上下……经北湾而到靖远县城。是时始八点，已行八十里矣。经三角城，过豆城，河面之广，远过兰垣。自此以下而入红山峡，越高陵寺，过鹰嘴窝，……系缆时已下午八时矣，是日共行三百余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些思想先进的青年倡导民主、科学，积极提倡“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男女同校、妇女解放”。生长在甘肃兰州这一未化之地，年仅21岁的年轻女子邓春兰首开全国禁忌——一纸《春兰上蔡校长书》投书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申述妇女与男子应“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为此“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后经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响应刊登，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纷纷回应。

　　1919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全国各地招生，甘肃省教育厅首次公开招考录取了邓春兰等6名女生入京求学，于1919年7月25日启程，乘坐木筏从兰州北门湾子(今兰州永昌路北口黄河边)出发，途径中卫又换乘舟船，抵包头乘马车至丰镇改乘火车，历时一月余，计程数千里，于8月27日下午抵北京。

　　其间，邓春兰乘木筏沿途随笔记录黄河甘肃段的景色，人文和感受，写成日记33则。

　　在中国仍处矇昧之时，21岁邓春兰为首开女禁呼号，被誉为首倡冲破大学女禁的女英雄。

　　她，就是邓明的姑祖母。邓明从她身上，感受到自强不息的精神。

　　邓明先生的童年是在位于兰州龙尾山下亦园度过的。亦园地处兰州老八景“梨园花光”最美的地方，被果园菜圃围绕，春天时，这里梨花怒放，一片银白，秋天，红叶蔽空，霜红满天。在花光树影中的亦园，看虬枝盘空，赏梨花牡丹，登梨花馆白雪红楼，酌酒赋诗。

　　邓明的曾祖父邓宗酷爱牡丹，栽种牡丹名种：姚黄和魏紫。每临花时，总是搭起花棚，延长牡丹盛放期。清代最后一科进士兰州王烜赏后赋诗：“烂漫重光到牡丹，群贤香径共盘桓。问君何处名花国，园是亦园市是兰。”

　　亦园的北部是四合院，为住宅，南房三间为书房，名曰“惜阴堂”，四壁书架，上都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图书，有线装书，也有洋装西文书。

　　曾祖父邓宗为晚清廪生，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是刘尔炘的学生，毕业后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秘密参加同盟会。毕业后回到兰州，任甘肃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发展同盟会员，宣传民族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与同盟会员王之佐反对帝制倡导共和。入民国，被选为甘肃临时省议会议员，创办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任校长。后任甘肃省巡按使署教育科(省教育厅)科长。曾祖父生性恬淡，三十年代，息影政坛，居亦园，种花莳草，赋诗抒怀。

　　同住亦园的还有邓明的伯祖父邓春膏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教育哲学博士学位的他，接受当时甘肃省长刘郁芬的邀请回家乡担任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院长一职。

　　1938年，正值抗战烽火四起，国民上下同仇敌忾。

　　然而，春天的亦园依然花草满庭，花香盛景怡人。

　　5月1日，邓春膏先生召集当时甘肃学院文史系学生数十人在亦园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的讨论，盛开的牡丹丛中，受过西化教育的邓春膏先生渊博的演讲，开明的思想令学生不无折服，讨论中，师生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大家在姹紫嫣红的牡丹丛中……用茶点，上天下地，高谈阔论，尽兴而归。学生说，此会有‘牛津导师之teaparty’风味”。

　　许多年后，邓明先生还能回忆起源于祖辈口中的炽烈而充溢激情的场面。

　　1947年，邓明就出生在这样的亦园。

　　祖父邓春霖，清华留美获兽医学博士。父亲邓国光，复旦法律系毕业，娴熟英文，曾为援华抗日美军作翻译，遭日机袭击，幸免一劫，后来当过教员。

　　在亦园，父亲经常坐在“惜阴堂”四壁的书架下读书，幼时的邓明，还未入学堂，学父亲的样子读书，幼小的他必须费劲地踮起脚跟从高大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翻开，如果是纯字书，再放回原处，再取，直到找到自己能看的画书。那时，对于未入学的邓明来说，只能找寻插画图书《小朋友》(1930年前后，中华书局编印)，还有丰子恺的儿童漫画翻看。小学三年级后，邓明就乱翻胡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不认识的字掠过，不懂的词掠过，只粗略了解其意，尤其对《三国》的绣像人物很感兴趣，有的还照猫画虎一番。

　　午后亦园庭院，光线柔和的漫溢在空气中，投印下点点光斑，在树下玩耍的小邓明，被曾祖父邓宗叫到身边，邓宗半蹲在盛开的牡丹花丛旁，左手轻握邓明的小手，随即，摊开邓明掌心，用右手轻轻写下一个“之”字，小邓明忽闪着长长的睫毛询问的望着曾祖父：“这是之字，之乎者也的之字。”曾祖父一边说，一边再次在邓明的小手里轻轻划过。

　　温和宽厚的曾祖父由此打开了他的启蒙之路，那温馨而颇有意味的画面，时常被邓明清晰地想起，从那时起，一种懵懂而又生动的人生逐渐在他的脚下展开……

　　光阴流转中，往往瞬间即决定一生。

　　时至清明，一天，伯祖父邓春膏领着邓明前往黄峪沟给先人祭扫，从下西园到上西园一路逶迤向西南行，翻越晏家坪上周家山时，只见一硕大的土丘横亘于前，看着小邓明好奇的模样，伯祖父告诉他，这是肃王坟……肃王朱楧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子……祭扫路上，年少的邓明第一次听到肃王的故事。

　　邓春膏在随后的日子，为市政协驻会委员，从事文史工作。书桌上常摆放着各种文史典籍，这些书籍常常被去探望他的邓明借阅。邓明看到当时新印刷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至第四辑，借去读，还书时，当被邓春膏问到最喜其中的哪篇时，邓明不假思索的回答——“尕司令，马仲英那篇”，伯祖父听后表情凝重，沉吟不语良久。

　　虽然不知其中缘由，但此后的邓明却在探寻甘肃历史文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且一发不可收拾。

　　回想起当时钤有亦园书斋“惜阴堂存书”(邓氏藏书印)印的线装书《绝妙好词》、龚景瀚纂《乾隆循化厅志》等等许多，曾经翻阅过，但又未读完的书，都让邓明唏嘘惋惜，懊悔不已。因为这些书籍在之后的年代尽数遗失。

　　——亦园，人生道路的起锚之地。

邓明先生

　　荨麻丛里的《唐诗鉴赏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为数不多的民间文化活动——灯谜猜射，蔚然成风。当时，兰州就有来自北平盘桓兰州十余年的北派谜家涂竹居，更有本地谜家王静庵、刘子荫、马啸天、赵浚等。

　　每逢春节、元宵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兰州市工人文化宫、五泉山公园、白塔山公园都举办有奖灯谜猜射活动。

　　猜射灯谜，虽属艺文小道，却包罗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经史辞赋，非有一定文化素养，不易猜射。

　　“报纸副刊补白大王”郑逸梅说打灯谜为“启发智慧的钥匙，又为泛渡学海的桴航。”足以说明灯谜奥妙诙奇，使人抒怀遣兴，锻炼思维，启发性灵。

　　念初中时邓明初涉灯谜，便坠入深深的“谜海”，沉迷潜游。

　　他，常常站在贴有谜条的玻璃窗前，久久沉思，苦苦冥想。小小的身影，驻足、停留、徘徊于不同的谜条间。初始，邓明不能尽解其意，慢慢的，也能猜射出一些浅显的，直至能猜出几个较难的——当他乐不可支地手拿谜条去玻璃窗口兑奖时，总是被刘子荫先生要求就谜底“解释一下(他把“解”读为zai)”，之后才能领到梦寐以求的奖品。

　　这位年届五旬，浓眉大眼、红润脸膛的北方汉子，总是戴一顶蓝布帽子，高瘦的身影站在贴满谜条的半开的玻璃窗后。对邓明来说，他跟灯谜一样，充满神秘感。当他要求邓明把谜底“解释一下”，而邓明又能“解释”的颇为令人满意时，邓明会如释重负，而“神秘先生”除将奖品奉上，往往还会说几句夸赞溢美之词，他就是兰州谜家刘子荫。

　　——邓明初识刘子荫先生，和众多谜友一样尊称他为刘先生。

　　随后的日子里，有时在白塔山一台西厅，有时在五泉山酒仙祠，邓明追随猜射刘子荫的灯谜会，猜遍兰州南北山，苦思冥想，一心破底。

　　猜射灯谜，就要多读书，知晓历史典故。尤其要多读杂书，这样在猜谜时，拓展了知识面，为文字写作打下了基础，也对人生的意义有了隐约认识。

　　一年迎春谜会，在白塔山三台西厅里，悬挂的奖品有叶寓尘、甄载明、金玉振的书法斗方，也有骆石华的《卜算子·咏梅》印蜕，按照谜会规则，猜射十条可获一帧。最终，经过几天的苦苦斟酌，邓明打谜十条，获得金玉振先生的楷书斗方《清平乐·六盘山》。

　　当邓明踌躇满志、跋涉于谜海之时，刘先生淳淳告诫：“灯谜是雕虫小技，逢年过节猜猜即可，不可过分迷恋，不要影响学业。”这使邓明有所警醒，谜瘾有所节制。

　　刘子荫先生曾为《甘宁青史略》作者慕少堂先生的秘书，诗书俱佳，熟知兰州历史文化。一次谜会上，邓明给先生呈上自己创作的谜条：“中国的黄河长江黑龙江”，射画家“华三川”，看到年纪轻轻的邓明也开始创作谜目，刘先生欣喜之余提笔删去“中国的”三个字，“这条谜扣合倒是很紧，但是太啰嗦”。从此邓明懂得力求谜面无赘字，底面扣合紧密的道理。

　　“前路茫茫，只有书籍陪伴我，给我力量。”

　　1968年，21岁的邓明，行李中包着一捆书，赴西北生产建设兵团林二师屯垦。说是兵团战士，实为一月发20元生活费，整日开荒种地，除草施肥，育苗造林，放羊牧牛。

　　唯一让邓明“感兴趣”的工作是去放牛，放牛有足够的时间自己支配，为防止牛啃庄稼，要将十来头耕牛赶进大山里，走很远，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大沟。

　　“因为在没有人的深山里，我能好好的读书。”

　　一个月20元工资，除买饭票外，还能剩几元钱，有时购买流动新华书店的图书，一次，邓明用节省出的3元钱购买了一套三本《南齐书》(1972年中华书局版)，那套书讲述的是南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发迹史。

　　最后，书多了，他不得不把木箱腾空，换季衣服置床头，装入书籍并上锁。放牛时，必拿一本书去，看书，赏景，听鸟鸣，有时随意写一段感受，随心诌几句诗。

　　人生的道路走到最逼仄之处，远离了他生长的、心心念念的河与城，还有家人和朋友，孑然一身在困苦中索求，只有满是书籍的木箱朝夕相伴，是木箱里的书一直支撑着他，指引着他。也只有书能让他感受到作为一个活生生人的血与肉，充盈与欢乐。

　　一天早晨，出工路上，邓明边走边看书，正沉浸于唐诗意境中的他，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弄懵了——迎面一只大手一把抢走书，只“嗞啦”几声，一本好端端的书本就被撕扯为数块，抛进路旁的荨麻草丛中。

　　“不看语录！让你看毒草！”指导员怒气冲冲，大声训斥着。指导员姓何，宁夏人，高个身健，曾被马鸿逵抓兵，宁夏和平解放，他转入解放军，后转到林二师。他原为文盲，在解放军部队中识字读书，能做笔记，讲话也有水平。他在家中偷看《七侠五义》《小五义》，这是后来知道的。他撕书意在杀鸡儆猴，不能读“四旧”书刊，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被撕毁的书是一本刘开扬著《唐诗鉴赏集》，这场让邓明印象深刻的小小风波并没有使他远离书籍。当指导员走远后，他用树枝将残书从满是荆棘刺的荨麻草丛小心翼翼地挑出，用糨糊粘好，珍藏至今。

　　“人在苦闷时，前路渺茫时，书籍是心灵的慰籍。”

　　他珍藏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他青葱岁月的难忘记忆，那属于人生低潮期，苦且有着隐秘愉悦的充实的年代。

　　说起那些年，他是豁然的——岁月没有蹉跎。

　　那些年，相同志趣的人们，相互吸引也惺惺相惜。

　　在林二师，邓明遇到了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马霄石，马教授是研究西北民族史的。

　　邓明记忆中的马霄石，有着高且瘦的身板，经常手持拐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和哈萨克样式的皮毛帽，气质儒雅，常去邮局寄信取信，手持一册页，邓明一看，是他用毛笔书写的毛主席诗词，笔力凝聚，瘦劲稳健，于是邓明经常去他居住的窑洞，听他讲述西北民族历史。

　　邓明为什么年纪轻轻却喜好与“老夫子”结交呢？

　　如今想来，大致因为在这些渊博的老者那里有着瀚瀚的文化绿洲，让久行于干渴沙漠旅途的邓明畅快淋漓吧！

　　他获得的又何止区区数次酣畅淋漓！

　　与邓明家族有着世交，熟知他家族境况的名儒张思温先生赋诗勉励他：“珍惜韶华爱景光，读书闲暇有篇章。君家四世皆相识，莫负清门贵自强。”

　　西北民族学院讲师、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叶寓尘先生是由刘子荫先生引荐的，他曾书赠邓明“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句)，鼓励邓明珍惜光阴，勤奋读书。

　　这些年高德劭、学问淹博、娴熟地方历史文化的先生，孜孜不倦传承和守望地方历史文化的前辈，孜孜不倦追求和坚守地方历史文化的挚友，让邓明汲取了丰厚的养分，与他们的交往奠基了邓明日后人生道路，也为之后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扇门。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二年，由教育部统一出题，年届三十的邓明迎来他人生的转折，他考入了张掖师专(今河西学院)中文专业，放下锄头拿起笔，恍若重生，他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深潜遨游。1980年，邓明毕业被分配到兰州六中担任一名教师，在认真，踏实的工作之余，他仍旧把自己“埋”入“故纸堆”里，日复一日探索研究兰州的历史文化，民间风俗。

　　——书作舟，渡他过苦海。

邓明先生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金城揽胜图》

　　“众手成志”与椅子腿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在经过诸多良师益友的“点拨”后，重新回归的邓明点燃了对坐落于母亲河畔城市的浓浓探索欲，他需要重新认识这座城市——早在林二师屯垦时，每年回兰探亲，都要探望那些老先生，都要去图书馆查阅旧志典籍，也曾为一位研究兰州生态环境的学者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张思温先生写信将邓明引荐给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的陆泰安主任。

　　“只要事关西北，哪怕是一张纸，也要收为馆藏。”这话是陆泰安说的，当时的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运转着，长期积淀使它成为了海内外收藏西北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图书馆。

　　邓明也由此成为了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常客”。

　　每次回兰州，他人总是“泡”在历史文献部的“故纸堆”里。从林二师考入张掖师专，直至成为兰州六中的教师，乃至调到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这里始终是他“宁静的心灵花园”。

　　——在一楼东侧三开间的阅览室里，西北角进门处，有一张写字台，那是图书馆管理员做登记的“读者借书处”，冬天，一旁支个火炉，方便取暖烧开水，阅览室正中是用作阅读的长条桌，椅子。天气晴好时，阳光总是暖暖的从南边的玻璃窗投射在桌子上，暖暖的，读书的身影也投影在阅览室的桌上，条桌东侧为书籍的索引盒架，东北角的小门则引人进入深邃的书库。

　　当时的甘肃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在白银路上，位于兰新铁路与西兰公路之间，时而有火车隆隆而过，时而有汽车响着喇叭开过，周遭环境虽然吵嚷嘈杂，但是这栋三层小楼却闹中取静。

　　静谧，是缘于读书的人内心的宁静。

　　“游走于古代甘肃大地，忘记了噪音，心灵特别恬静。”这是邓明的心境，也是所有埋首于历史文化探索与研究的人的感受。

　　柴孝肃，花甲之年，人称“柴爷”，高个，直身板，为人热情随和，他对书库的藏书了如指掌，总不厌其烦而又准确无误地取出读者所需书籍，得知读者所要参阅的书籍方向后，又热情的给读者推荐文献书目，引导读者快速锁定所需。与“柴爷”一起工作的周丕显，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高材生，不惑之年的他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被打上特殊标签，苦闷彷徨中，将身心沉浸于书海，饱览典籍，潜心研究敦煌文化、西北方志。邓明在搜集兰州历史文献时，周丕显先生推荐了《小方壶舆地丛钞》《宋会要辑稿》等典籍，让邓明受益匪浅。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美国结束了长达30年的隔离状态，鉴于对外宣传所需，西北历史文献部迎来一位特殊而重要的读者——兰州市政府陈良副秘书长，陈良是个搞外宣的官员，更是个文化人，也是个在云南剿过匪的解放军军官，写过通讯，办过报纸。他在周丕显的帮助下，查阅西北历史文献，撰写了一批介绍敦煌文化，丝绸之路历史的宣传文字，并集结成《丝路史话》畅销海内外。

　　对于他们来说，三层小楼的西北历史文献部就是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至少对于倾心于西北历史文化的人来说，这里就是全部。这里是心灵的后花园，这里是心灵的栖息地，这里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年开始，邓明就在这里阅读兰州及甘肃各地旧志、地方人士诗文集、解放前的报刊杂志，以及外地游甘人士游记，抄录感兴趣资料，这些给予邓明生命和人生道路的滋养是持久的、源源不断的，以致于他认为，他随后40年间从事过的首轮及第二轮兰州新编地方志，所撰写的地方历史文化的书籍及论文，这一切的一切能量都来源于西北历史文献部的营养。

　　有人说，有着相同志趣的人总是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撑，他们会最终走到一起，给周围的人，给他们生长生活的土地带来眩目的光和热。

　　1988年元月，兰州市首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刚启动，兰州市政府陈良副秘书长兼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他读到过邓明在报刊杂志上刊发的一些关于地方历史文化的文章，就将他从西固区的兰州六中，调到市地方志办工作，并且在房源极其紧张的岁月，给邓明分了一套新建楼房，奔波多年的邓明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陈良主任为加强市志办学术力量，借调吕叔桐(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魏晋十六国史专家唐长孺先生的弟子，分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中苏历史地理，因其夫人在中科学兰州分院工作，遂调到兰州当中学教员)到市志办，编辑《兰州古今》杂志，吕先生请教郦家驹先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是吕先生的领导)，他建议将《兰州古今》办成指导性、学术性、资料性的地方志杂志。在吕先生的努力下，《兰州古今》刊载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关于兰州历史文化的论文，关于如何编修志书的文章，并发表了许多珍贵家谱、金石、日记、信札，为修志提供了资料。

　　邓明熟悉兰州情况，协助吕先生到处约稿，到处寻觅私家珍藏资料。

　　陈良主任还聘请专家教授为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有刘光华、周丕显等人，他们为《兰州市志编纂方案》《兰州市志·人物编纂方案》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且参与审读志稿，以备修志人员咨询。

　　《兰州市志》学术委员会重量级的学术顾问刘光华教授，身兼数职，授课、编纂志书，还时任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1988年开始的首轮《兰州市志》编纂，包括六十多卷丛书式的《兰州市志》，以及榆中、皋兰、永登三部县志、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步区志。如此浩繁工程的发轫却遭遇方志编修理论不足，经费难以保障。

　　“那些年，没钱啊，所有的资金只有3万元，各修志单位无专职修志人员，只有临时抽调人员。”

　　面对诸多困难，政府组建省市县三级修志办，临时抽调人员，即令各单位部门成立专门的编修机构，于是写文件的秘书、写新闻稿的通讯员、改作文稿的中小学教师，兼职编修地方志，——形成“众手成志”局面。

　　“大白话的工作报告，倒金字塔的新闻稿，或是转承起合的公文范文，甚至是传闻堆砌……质量稍好的也要在‘三审’中大幅度修改，这样就加大了劳动强度滞迟了修志的进度。”

　　“一律以史实、资料为衡量标准”的作风是刘光华教授自始至终所倡导的。为解决问题，邓明及市志办其他人员参与了兰州市志办制订了编纂方案、行文规定、出版方案、志稿三审等等规范性文件，保证了志书的质量。

　　刘光华教授学问渊博，待人宽厚，德高望重。在秦汉史以及甘肃地方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省市修志界同仁都为刘老师的学识和厚德深深感佩。邓明那时常常到兰州大学松斋虚心请教遇到的问题，他总是淳淳教化让人如沐春风。

　　刘光华教授被问及秦汉史的问题时，他转身，随即从排满书的书架上毫不犹豫地取下《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或者《资治通鉴》其中一册，准确无误地翻开某卷某页，检出某条史料，以印证他的观点。

　　“他的史书都认真的包着牛皮纸，但是，因为不计其数的翻阅使得史书的书脊、书口显得黑黢黢地。”邓明印象深刻。

　　刘光华教授身兼多职，加之长期伏案修志，整天面对电脑、书籍、资料文献，他经常被颈椎病折磨的头晕眼花、有时甚至天旋地转，最后他以最简单方法解决了这一病痛。一天，他得知邓明也因长期在电脑上打字、改稿被颈椎痛折磨得昏天晕地，“他告诉我他一个‘秘方’——把椅子腿锯短，脖子拔直，使得视线正对电脑屏幕，避免低头俯视。”

　　看似简单甚至有些“粗暴”的方法，解决了服药、牵引都祛除不尽的病痛。

　　刘教授在工作上也有很多言简意赅的“金句”，比如——“写论文就是补漏洞。”看似简单，却道出很深的道理，即要用翔实无误的史料，论证缺漏，自圆其说。

　　——良师益友，共同的志趣让人生升华

邓明先生著作《兰州史话》

　　“邓旋风”的兰州城

　　“咔嚓、咔嚓……”邓明领着同事徐难，手执刚刚由单位购置的相机，兴冲冲的奔波于兰州老城区的老街巷，抢拍即将被拆除的四合院，虎抱头两层木楼，三十年代中西合璧的西北银行砖木混合结构小楼，以及衰草杂生的古老城墙，

　　“来，这个角度好，这个角度能够拍摄到留存城砖的城墙。”

　　“还有那个地方高一点，爬上去拍也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改革，城市开始扩容发展，城市人口剧增，兰州成为国家新型的工业城市，旧城改造大刀阔斧的推进，拆除旧式建筑——城门楼、鼓楼、过街潼关楼子，为充实城市新的功能，金城大部分历史遗迹难以留存。

　　“能够将旧城的最后影像保存于像纸上，是我们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

　　作为文史工作者的邓明在大时代迅猛推进，城市日新月异的更替中，他有着平常市民所感受到的欣欣向荣的喜悦，但更多的是文化遗存日益减少的隐痛。

　　那些日子，他们辗转奔走于老城区、老街巷，希望把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影像在像纸上永远的留存下来。经过他俩的及时抢救，保留下西北银行、四川会馆、兰园北门外四合院，四面二层木楼的珍贵照片，后被各种史志及宣传兰州历史文化的画册、图书所引用。

　　由于手头尚有修改志稿之任务，拆除进度很快，未能多拍一些照片，留下深深的无奈和痛惜，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已经化为一声轻叹，在邓明淡淡的笑容背后有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

　　时间河流浩浩荡荡，历史如时间之河上的大船，随波逐流，难以阻挡，文化历史的印记如大河上船的倒影，影影绰绰，时断时续，时有时无。

　　“兰州虽然位于中国经纬度的中心，但处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交汇地，自古以来，战火频仍，兰州地区还曾被少数民族统治几百年，历史断续，史料流失严重，留存少。这个城市的历史倒影究竟是什么样？”

　　探究兰州乃至甘肃历史文化的源头，解读历史断续留下的未解之谜，邓明一头扎进图书馆、档案馆、寻访老街巷、古玩城，但凡映射甘肃历史，能触摸到文化踪迹和脉络的人、事、物，都被邓明反复思量、打磨、盘玩。

　　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设在曾经的陕甘总督署节园内——如今的兰州市市委，上世纪九十年代，拆除几栋平房时，邓明无意间在一件拆下来的木料中，发现一条残缺的楹联，上写“匿影藏光”四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字样，他查阅史料，得知为光绪末年陕甘总督升允篆书楹联上联，整幅为：“匿景藏光，嘉遁养浩；循图访典，志泰捐雕。”是节园碑洞子楹联，洞内镶嵌《怀素自叙帖》石14块、米芾《虹县诗帖》石10块、董其昌临颜真卿《赠裴将军诗帖》石19块，系道光时陕甘总督那彦成捐资摹刻。为督署一大文化景观，还得到过林则徐等名流的赞许。

　　“木匾常被当作桌案、床板，木楹联被当作吊顶，石碑截断充当石阶。”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的文物最后的归宿往往令今人听起来嗔目结舌，唏嘘不已。然而，邓明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挖掘保护了不少兰州历史文化遗存。并捐赠了为数不少的文物给政府。

　　如此种种，年逾古稀的邓明，深感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加紧步伐在探索兰州文化的路上前行。

　　“更多的时间在档案馆、图书馆，一个地方去办事，从不超过十分钟，总是茶刚泡好，人已经走了。”熟悉邓明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雷霆速度，如一阵旋风。

　　邓明先生有了雅号——“邓旋风”。

　　“因为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不，刚从电脑上下来……”这是邓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与人争长短，因为没有时间。不参加饭局，实在抹不开面子的，不得已吃了饭少作停留就走。邓明先生说，为有更多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他研究出一个方法可以摆脱恼人的无谓的应酬。

　　——因为身患高血压，他常以吃降压药时间到了为借口，逃出耗人的饭局。

　　为保持精力充沛，不在无谓的事情上耗费时间，同时赢取更多的时间工作，他也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刻意：邓明和老友们选择的放松之地为“沃干阪”下，黄河名镇阿干镇。(东面的三条山沟、石佛沟、烂泥沟、铁冶沟)

　　阿干镇位于兰州城区以南21公里，一条40余公里的阿干河弯弯曲曲绕行其间，见证着阿干镇的兴衰起伏。这里有史前的马家窑文化，四五千年前的先民在这里居住种植粟(谷子)、黍(糜子)，畜牧、渔猎，打石器、烧陶。阿干岭上的古“摩云关”，曾为金城赴狄道(今临洮)的驿道。阿干镇坐中四连，承东启西。驿道西南行，可到临夏、甘南，南下临洮，过陇南，可入川，东南行溯渭河，过渭源、天水，越陇山，可抵西安。翻马衔山、兴隆山可达榆中、定西、平凉，到关中。

　　由东到西北的旅人，必经此路。赴河西、西域的古人翻越沃干阪，经阿干镇，顺流阿干河北下，抵达兰州，稍做休息，补充给养后，渡黄河西去，往西域、河西走廊。

　　这里有着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足迹，或是踽踽独行，或是慷慨激昂，颂咏而行，一串串脚印，一声声诗咏都留在阿干谷地，漂浮于空中，没有走远。

　　这里还有金戈铁马，杀声阵阵。

　　金城的先民在这里冶铁、制陶、采煤，亲水而居。

　　沃干峰巅，清风带来法显高僧赶赴佛国以善经法的毅然决心，年近古稀，不畏路途艰难，从长安出发，经金城沃干驿道到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近80岁高龄回到故土，写下著名的《佛国记》。

　　邓明及其老友们，徜徉于魏晋唐宋以来，沟通兰州与洮岷、秦州的驿道旁，似乎感受到法显留存百世的禅音，空灵高妙，引人入境。游走河谷，感受到岑参的高声吟诵，急徐有度，阴阳顿挫：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阿干河谷，寻找浩荡金城魂。

史志专家邓明先生(右)和作者合影

　　收尾：追踪文化，记录历史的城市立传者

　　那是国际博物馆日的前一天，我和邓明先生相约在一所茶室见面。

　　因工作原因，曾与邓明先生有过交道，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先生春秋鼎盛，因学研扎实，在文史界已是有口皆碑，颇有些名气。曾经有过几次偶遇，但也是匆匆忙忙，只是礼节性问候，没有谈及过多。这些年来，虽再未谋面，但是却常常见到先生的文字和言论以及照片不时见诸报端，却都是有关工作，有关兰州历史文化的阐释与解读。

　　关于他和他的家庭的文字少而又少。

　　仲春的阳光已经有些力量，靠窗的茶桌被晨光照射，暖暖的。茶杯上，蒸腾出丝丝缕缕茶香之气。

　　“制定方案、指导思想、内容、体例、篇章结构、到图书馆、档案馆查资料，田野调查(口碑资料)做记录或录音，最后整理出来，形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是经过考证的的编排好的资料汇编。《资治通鉴》就是大量的各种史料的汇编，司马光就是删减，串编，总纂形成。”

　　“最后的工作就是论证、修改、三审、编辑。”

　　编志，是一项枯燥且细致的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40多年如一日，始终孜孜不倦，无怨无悔，是什么令人如此执着？

　　邓明，2007年退休。2020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从事过两轮《兰州市志》及三县五区志编纂审定工作，以及《甘肃省志》《教育志》《建置区划志》的编纂工作，主编《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和《七里河区志》……

　　现为甘肃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兰州历史文化研究开发领导小组学术顾问、《兰州通史》学术委员会主任、兰州市非遗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兰州市地名区划学会副会长。

　　如此多的名称背后隐藏着邓明先生数倍于常人的辛勤劳动和砥砺前行的不懈精神。他长期研究兰州及甘肃地方历史文化，解决了兰州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兰州城池变迁、城市布局、街巷历史、地名沿革、地方文献、金石考释以及民俗演变等，尤其是关于兰州老照片的识读，取得一些成绩。

　　交谈中，邓明先生告诉我，除了编纂史志外，平时还会有大量咨询，什么咨询？这引起我的兴趣。

　　韩乐然，曾被誉为“中国的毕加索”，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中国美术界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一名伟大的统一革命战线战士，曾留学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家，回国后，醉心于佛窟壁画，曾居住兰州，1947年，乘坐从迪化往兰州的飞机失事罹难。

　　邓明先生说，前几年，韩乐然的女儿一行三人通过“韩乐然研究会”从北京来兰州，联系到邓明先生，重走故地。在邓明先生的引领下，他们找寻到韩乐然曾经居住地——兰州市城关区柏道路小学东侧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