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科举考试有怎样的作用（其为何是唐朝科举的重要考试方法）

科举制，起于隋朝，至唐宋慢慢完善，到明清逐渐走向僵化。可以说，横亘在历史长河1300多年的科举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唐朝科举的内容、规则、考试方法等方面都比隋朝科举细致，是科举制重要的完善阶段。

而帖经作为唐朝科举的重要考试方法之一，和唐朝文学发展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帖经是什么呢？

上图_ 古代科举 示意图

一、唐朝科举与帖经

在解释帖经的定义之前，可以先看看帖经这种考试方法形成的背景。《唐摭言》记载，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是唐朝首次科举考试，已经设置了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这四门考试科目。此时帖经尚未出现。但随着唐朝发展，科举的考试科目逐渐增多，帖经也就闪亮登场了。

考试科目增多后，唐朝科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科，一般设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六门，一类是制科。帖经一般是常科的考试方法。常科，指的是稳定开设的考试科目，而制科则是不定期开设的科目。能在常科中雷打不动地出现，可见帖经是具有一定好处的。

上图_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是宋元时代学者马端临编撰的一部典章制度史，共348卷

《文献通考》载，帖经主要考查儒经或道经的内容，掩其两端，中开一行，“裁纸为帖”。每帖空三字，由考生据上文或下文填写。不同时期，“随时增损，可否不一”，判定通过帖经的标准也不同。有时十通四过关，有时十通五过关，还有的时候至少要十通六才过关。这就类似于现在语文考试中常见的古诗文填空。

虽说帖经格式大致固定，但在不同科目中，其呈现的姿态又有所不同。

上图_ 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 ，即唐高宗

1.明经科与帖经

唐初，明经科的考试方法只有“试策”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士子们为了更便捷地应试，不读经典，而是选择记忆义条。“义条”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经文集解的要点汇总。士子们只要死记硬背这“义条”，便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到了唐高宗时，高宗察觉到了这种考试方法有诸多弊端，便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明经加试帖经，十帖得六则合格。只有帖经合格，才能进行试策。有了帖经打地基，试策的要求便相应提高。朝廷以《周礼》《左氏》《礼记》等诸经的经文及注意设问，士子们不能仅靠“义条”答题，而需调取知识储备，辨明义理，才可通过。

上图_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开元二十五年后，明经设帖经、问义、时务策三项试法，帖经合格标准由十通六成了十通五，难度有所降低，但其仍是明经考试的第一个“门槛”。

唐朝科举中还有一些参考明经考试方法的科目，典型的如明法、明书、明算。和明经一样，这几门考查专业技术的科目考试时也将帖经放在最前位，只不过考察的“经”是唐朝律令、《说文》《九章》等专业书籍罢了。

总体而言，帖经在明经考试中是作为敲门砖的地位存在的，考查的是士子的知识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士子无法通过帖经考试，任他其他能力再强，也只能铩羽而归。

上图_ 唐朝的士人

2.进士科与帖经

进士科采用帖经的情况，与明经科大同小异。

唐高宗永隆二年之前，进士科考试的方法只有策试一种，朝廷取士，喜好辞采华丽。士子们为了应对考试，强记旧策。唐高宗永隆二年之前进士科开始采用帖经的考试方法，以先帖经，再杂文，最后试策的顺序考试，慢慢扭转了这种不良学习风气。

此时进士科中帖经的考察方法大概如下，帖《尚书》《周易》等一小经，十通六合格；帖《老子》的正注文五帖，五过三合格。

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开元条制诏》规定进士科改帖《礼记》等大经及《尔雅》，十者通四即可进入杂文试。

中唐时，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杂文等地位的上升，杂文试取代帖经成了首场考试，但帖经作为一种稳定的考试方法仍然是考验士子基础知识的试金石。

上图_ 《礼记》，据传为孔子的弟子们所作，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

二、帖经与文学的关系

由上，不难看出，帖经在唐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帖经对于唐朝的文学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1.帖经与诗歌

唐朝科举帖常考典籍主要有《礼记》《左传》《毛诗》《周易》《尚书》等，命题人喜欢从这些典籍的篇目中出题，而士子如果多加背诵帖经常考典籍的典故，则能在科举试策等环节，乃至日后的其他写作中妙笔生花。

上图_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

这里举一个例子。如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天宝十五年，科举诗题为《东郊迎春》。试题典故出自《礼记·月令》，写立春时，天子亲领三公、九卿、诸侯等在东郊迎春，回朝后在朝堂赏赐公卿。进士及第者皇甫冉诗作博得青睐。皇甫的诗作用了《礼记·月令》的两个典故。“晓见苍龙驾，东郊春已迎”用天子驾龙之典，“遥欢上林苑，今日遇迁莺”用天子返朝后赏赐公卿之典。

在各种经典中，《礼记》中的典故是备受考官青睐的，所以很多士子对《礼记》的典故也很熟悉。此借指皇宫的“九门”为例。在科举中，有许多士子用到“九门”的典故，如窦常《花发上林》“色浮双阙近，春入九门深”，穆寂《冬至日详风应候》“微微万井遍，习习九门通”。

上图_ 李商隐 （唐朝诗人）（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

在科举之外的文学创作方面，《诗经》的典故则备受诗人追捧。以李商隐为例。李商隐《武侯庙古柏》“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用《诗经·甘棠》颂甘棠树，扬召公德政的含义，表明对明主的期待。《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礼部魏公》“朝满迁莺侣，门多吐凤才”用《诗经·伐木》迁莺的典故表明对舍弟的及第的喜悦。

文人在创作古诗时经常运用典故。典故既可以增加作品的历史底蕴，又可以增添作品的含蓄美。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因为士子们在准备科举帖经考试的过程积累了大量经典中的典故，所以士子们才能在科举中、在其他文学创作中调动知识储备，而不至于无料可写，这也推动了唐诗的发展。

上图_ 《五经正义》是唐代孔颖达等奉敕编写的五经义疏著作

2.帖经与散文

帖经对于唐朝散文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唐初，骈文当道，文风浮糜，华而不实，士子们准备科举，一般只是死记硬背经义。这不利于散文的长远发展。653年，唐王朝颁布官方经学读本《五经正义》，编者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序》中批驳义略辞华的文风，提倡“通经致用”。

帖经进入科举考试后，熟知经义，掌握大量经句的考生才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考生头悬梁锥刺股，刻苦读书。在记忆经典时，经世致用、重视教化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士子们的价值观，士子们渐渐注重在写作时反映现实，并有所兴寄。

上图_ 李华（715-766年），字遐叔，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

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李华曾作《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李华指出，文章应该宗“六经”之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人应内化儒家精神，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样才能保证作品是有德之文。而后应该联系现实，以言表志，注重发挥文章美刺功能，修饰成文。这样写作出的文章才能具备立身扬名的宣传作用，化人成俗的教化功能。

为什么李华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李华在准备帖经考试时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积累和理解大量经句、经义。所以他强调文章应通经致用，言之有物。许多经历过科举考试的文人也对李华的看法较为认同。这种联系经典、注重实用的文学主张，对转变当时空疏浮糜的文风有一定影响。

上图_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后来，韩愈、柳宗元等人领导古文运动，更加注重经世致用。韩柳等古文家提出了“文以

明道”的主张，认为应该修辞以明道。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论述道文两者间的关系。他认为学者应该求诸道且遗其辞才能明道。以文字阐释道所以道得以明，而文字也靠书来流传下来。传道是撰文的目的，文学是儒道的载体。韩柳则反对浮夸的文风，倡导散文语言返璞归真，散文内容反映现实，散文功能教化为主。古文运动中，一篇篇质朴情深，仁义道德，富于美刺的散文佳作应运而生。

设立帖经这一科目后，士子们更加注意理解经典，并联系经典和现实，这有利于唐朝散文的文风从华丽浮夸走向实用质朴。

作者：司晨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马凯《唐代科举帖经与文学研究》 西北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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