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北京时间,当然得说到时区的问题标准的北京时间。
元朝耶律楚材第一次认识到时差问题中国古时候(当然,别的国家古时候也一样),是不知道时区这回事儿的。对于时间的掌握也没有那么精确。比较大的城市里有钟鼓楼,官府用敲鼓或击钟来向市民告知时刻的变化。在小一些的城市,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来提示时间。官府是用晷影漏刻来测量时间的,而对老百姓来说,看看太阳走到什么位置了,也就大致能判断一天的时刻了。
中国人最早认识到“时区”、“时差”这件事儿,是元朝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耶律楚材。元朝统治的范围很大,耶律楚材在随铁木真大军西征的时候,来到寻斯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正好遇上一次月食现象。经过后来与身在开封的朋友比对,耶律楚材发现,在寻斯干城观测到的月食开始时刻比在开封早了约1更半的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小时。耶律楚材把这种现象称为“里差”。专家们也推测,耶律楚材的之所以有这个发现,很可能也受到西方天文思想的影响。
不过,耶律楚材的“里差”观点,也并没有给后来中国的天文历法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只是到了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再次带来西方的地圆概念,这时的徐光启才又提到耶律楚材的“里差”说法。
掌管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推动了“海岸时”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知道时差这回事儿,但国际上时区的划分,是1884年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经度会议上确定的,会议通过了格林威治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180°经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格林威治天文台时间为标准时,从而建立了全球时区的方案。
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线
时区的划分标准很快也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这主要是由当时掌管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推动的。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到了民国七年即1918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
中原时区: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实际就是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时间”;
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实际就是格林威治时间的东七区;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实际就是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六区;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实际就是格林威治时间东五区和东六区之间的半时区;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实际就是格林威治时间东八区和东九区之间的半时区。
民国时期划分的五时区示意图
抗战期间全国暂用陇蜀时区时刻1939年3月9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
当然,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会听蒋介石的指挥,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
特别要指出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那时的伪满洲国,竟然使用的是日本时间,也就是东经135度标准时,即东九区时间。
更可耻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日伪华北政权也曾试探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敢这么做,仍然使用了中华民国正统的中原时。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时间”成为标准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全国各地所用的时间比较混乱。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所1952年编撰出版的《天地年册》,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国至少在理论上仍然实行五时区的旧制,甚至连时区名称都照旧。
那么,北京时间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庆生考证: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的决议。同年10月7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称:“本台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这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有“北京时间”字样的最早文献。所以,“北京时间”第一次出现的日期,可以锁定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的10天之内。很可能,就是在“北平”改名为“北京”的同一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一并将广播报时呼号冠以“北京”称谓,因此,“北京时间”的问世当在1949年9月27日。
到1952年,除了新疆、西藏等地区外,全国统一使用东八区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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