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消失的神秘古国(世界应该听听中国的声音)

由中国考古学家编写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一书，近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新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楼兰考古与发掘，翔实地呈现于世人眼前。这是告别外国探险家在楼兰劫掠或挖宝式发掘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开展的新中国首次楼兰考古，目的是探寻消失的楼兰古国之谜、再现丝路历史风云。

1980年，中国考古队员在楼兰

3月21日，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新书出版专家座谈会，学者们畅谈楼兰考古与丝路研究。楼兰考古所获文物和文献材料，填补了楼兰考古工作的诸多空白，更让中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

01 新中国首次楼兰考古发掘

1980年4月14日，第一个进入罗布泊的女考古学家穆舜英一行，在罗布泊铁板河三角洲的一座墓地，发现了“楼兰美女”——一具出土前已沉睡沙海3800年、依然保存完好的女尸。

同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屠国璧后来写道：“慢慢揭开毛织的面纱，取景框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一位女人面部的特写：略长形的脸庞，长长的睫毛和完整的双眉，高高的鼻梁，眼窝深陷，颧骨较高，下颌尖尖，嘴唇微启，露出完好的牙齿。……刚刚揭开面纱时，皮肤黝黑、发亮，用手轻轻一按，还略有弹性。”

随着央视与日本NHK合作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播出，发现楼兰古尸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

穆舜英正是1980年楼兰考察队从敦煌进入楼兰的东路队的队长。此时，从新疆马兰基地进入楼兰的西路队，正在楼兰古城进行考古发掘，队长便是《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编写者侯灿。两天后（4月16日），东路队到达楼兰古城，两队会合，东路队考古队员加入发掘行列，央视继续拍摄。4月22日，所有人或乘直升机、或徒步、或骑骆驼离开楼兰古城。

1980年4月，侯灿（左）和考察队员在楼兰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中

新中国首次楼兰考古，正是源于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

改革开放后中日首次合作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由于从敦煌到楼兰段荒漠广布，与世隔绝，因此由中方独自拍摄。1979年6月，央视邀请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协作考察楼兰古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位考古学者有机会进入楼兰，研究人员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

02 千年古国，重见天日

楼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地处塔里木盆地最东端，与敦煌邻接，是西域的一个重要王国。然而，这个丝路重镇在公元5世纪后突然消失无踪，繁荣的楼兰绿洲成了一片荒漠。

楼兰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已经是1500多年后的20世纪。

1980年楼兰古城考古发掘品——木简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行在罗布泊考察时，维吾尔族向导艾尔迪克偶然发现一座古城。次年，斯文·赫定来到古城挖掘，收获了大量文物。在他带回欧洲的文物中，包括150多件汉文简、纸文书。研究发现，至少17件汉文书中有“楼兰”二字，出现在从楼兰寄出或在楼兰接收的信函中。这座古城，正是《史记》曾记载、后来消失了的楼兰古城。

楼兰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被斯文·赫定吸引来到楼兰、离开后带走大量文物的，是英国探险考古学家斯坦因。1906年，斯坦因来到楼兰古城，收获满满。1914年，他重返楼兰，再次获得大量珍贵文物。

被斯坦因吸引来到楼兰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1909年，这位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的年轻僧人来到楼兰古城，获得不少文物，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前凉王朝驻扎在楼兰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一封重要信稿。

外国人来到楼兰之后，把所获文物带出国门，据此进行研究。文物流失令人伤心，研究落于人后更令人扼腕。

1927～1935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中外考古学家先后进入楼兰境内，中方学者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掘得极具价值的汉代木简，瑞方学者贝格曼在小河遗址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木乃伊。黄文弼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地区发掘的中国考古学家，但受河水阻挡没能进入楼兰古城。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楼兰成为军事禁区。

因此，1979年，能够借助央视拍摄纪录片的机会进入楼兰考古，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为确保考察成功，新疆社科院考古所人员在1979年先后从空中和地面对楼兰古城进行了两次先遣考察。地面考察时，在孔雀河北岸发现古墓沟墓群。王炳华等人在这里发掘了42座古墓，其中6座“太阳墓”最引人注目。

两条进入楼兰古城的道路已经清晰：一条从敦煌出发，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罗布泊，到达楼兰古城；一条从马兰基地前往孔雀河北岸，越过干涸河道抵达。

1980年，《丝绸之路》正式开拍，楼兰考古揭开新的一页。考察队员兵分两路，东路队穆舜英为队长、央视摄像同行，4月1日从敦煌出发，向楼兰挺进；西路队侯灿为队长，3月27日从马兰基地沿上一年考察路线进入楼兰古城。

新中国的首次楼兰古城考古就此拉开序幕。

03 楼兰考古新发现

侯灿带队进行的楼兰古城考古发掘，是继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唯一有组织的楼兰古城考古发掘。

1980年，楼兰古城中的“三间房”遗址

楼兰古城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与若羌县城直线距离220公里。楼兰古城被千年风沙侵袭，如今城中只剩残缺的佛塔、城墙、宅院和“三间房”遗迹。考古队员重新测定楼兰古城的位置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四面城墙约长330米，总面积10.82万平方米，基本呈正方形。这些新的测量，纠正了斯文·赫定、斯坦因测量的误差。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者以往没能进入楼兰古城发掘的空白，并且纠正了既往学者的一些认识。”出版《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说。

翻阅这部考古报告，可见内容之丰富：除了重测城址范围、城墙建筑，还发现了由城西北流向东南的古水道；考察了城中佛塔、房屋遗址，测量了城内大小院落；发掘清理了城郊的平台墓地和孤台墓地；收集到1004件文物……

“可以说是幸运之神降临在侯灿先生身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说，楼兰考古殊为不易，短短20天做了这么好的调查和发掘，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文物，比如发现的戒指，与丝路贸易有关；发掘的一批铜器、漆器，显示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发现的一枚贵霜钱，同样是中外交流的见证；大量简、纸文书有多方面的价值。楼兰的文字写在木简和纸上，简、纸在同一时空并存，为研究中国书写材料从简向纸过渡的历史提供了文物资料。

1980年楼兰古城考古发掘品——长乐明光锦

“侯灿先生清理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翻过的楼兰古城里的垃圾堆，依然发现了许多汉文文书残纸。”参加了1979年冬楼兰考察的中科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说。

斯文·赫定1901年在古城“三间房”东间挖到了一些简、纸文书。斯坦因1906年和1914年两次在此挖掘，同样挖获不少简、纸文书。他们各自夸口。斯文·赫定说：“房间内的东西，甚至小到一粒谷粒，都被我们无一遗漏地清理出来，一直清理到下面的坚硬的原始地面。”斯坦因说：“许多写有文字的纸片和木片被我们完全彻底地发掘出来。”但是，中国考古队员在他们扫荡了三遍后，依然清理出了一件纸文书，以及丝绢、棉布等文物。

事实上，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这里挖宝式的发掘，破坏了古城的部分遗存，并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增加了困难。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在关于古城东北区的发掘部分中写道：“我们这次调查是在他（斯坦因）挖掘扰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同样，斯文·赫定在1901年的挖掘，也给遗址的调查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加之斯文·赫定没有考古学的素养，他对遗址的考察和描述，往往又是含混不清或模糊不明的，甚至方位上也有错误的地方。”

来此踏查发掘过的外国人中，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获得了一些文物，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但即使如此重要的文书，橘瑞超连文书出土地点等也没有记录，导致后来的研究出现混乱。

1980年楼兰古城考古发掘品——彩漆圆盖

斯文·赫定在挖掘时，用奖赏的方式激励所雇工人挖获文物。他在《我的探险生涯》中写道：“那幢房子（“三间房”）的形状如同马厩似的，有三个向外的马槽。毛拉（斯文·赫定所雇挖掘人）在靠右（即东间）的那个马槽式的房间中找到一片写有中国字的纸片，因此得了奖赏。”

三人中，斯坦因是著名考古学家，但是他的挖掘同样马虎潦草。在城郊的孤台墓地，中国考古队员在他挖掘过的一座幸存墓葬中，发现了珍贵的彩绘漆器和4枚五铢钱，以及众多丝毛棉织品。

1980年楼兰古城考古发掘品——棕地彩漆杯

在另一座出土了大量锦绣的墓葬中，斯坦因及其雇工仅挖了其中一段，拿走了不少丝织物，完整的墓葬形制却没有搞清楚。等到中国考古队员把墓穴揭开，将墓室两端出土的织物和斯坦因发表的资料对比，发现不少织锦不仅品种一样、图案色彩相同，甚至可以拼接。

04 中国学者有了发言权

“侯灿是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之后，第一批从事楼兰考古的新疆考古工作者。他所主持的楼兰古城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并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荣新江说。

1980年田野考古结束后，侯灿开始执笔撰写他所主持的楼兰考古报告。1987年3月，《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完成，但是一直未能出版，2016年侯灿去世也没能见到该报告出版。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迟至今日才出版，但这依然是继斯文·赫定、斯坦因之后最新的楼兰古城考古报告，为楼兰考古发出了中国声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楼兰是国际关注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

1980年，侯灿在楼兰古城遗址考古现场

王守春认为，新出版的报告在测量，细石器、古水道的发现，墓葬考古发掘等方面超越了斯坦因关于楼兰的考古报告，所获文物丰富了人们对楼兰史前以及汉晋时期的历史认识。

1930年代两入罗布泊的黄文弼，是第一位深入罗布荒漠的中国考古学者，他的《罗布淖尔考古记》是关于罗布泊的首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考古报告。孟宪实评价道，《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出版，是中国学者沿着黄文弼的罗布泊之路，进入楼兰遗址核心区考古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1979～1980年第一代新疆考古工作者揭开了新中国楼兰考古新的一页，为构建‘楼兰学’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说，继王炳华先生的《古墓沟》考古报告2014年出版之后，《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新疆文物考古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们的出版，为1979～1980年楼兰田野考古划上了圆满句号。

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楼兰地区有了一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考古发现。随着发掘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楼兰地区考古必将取得新的成果。

金色夕阳下，楼兰高大的佛塔和“三间房”苍茫肃立。一座废弃的荒漠古城，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思索。曾经的丝路重镇，为何成了一片废墟？曾经烟波浩渺的罗布泊，为何成了干涸的荒滩盐漠？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应该如何相处？

“对于今天的学术界，特别是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影响问题的考古、地理、环境、历史、气候等多个学科的学者，楼兰都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所在。它引发国内外诸多学者多年来努力钻研，成为一个国际上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荣新江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说，这部考古报告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进楼兰研究。楼兰始终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楼兰之谜依然有待继续破解，揭示楼兰文明需要各界共同努力。“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赋予这首诗以新的意义，使楼兰研究迎来新的发展。

（记者刘诗平，本文图片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提供）

来源： 环球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