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名人的传记(读书徐兆寿总归西北会风云)

卡卡

作者

《西行悟道》

徐兆寿著

作家出版社2021年出版

2010年至今，是我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期。准确说，是2012年。那两年，我在复旦读书。

2012年之前，我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信徒。尽管我上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可满脑子都是西方文学。2010年冬天，我重点在看几个人的作品：荷马、乔伊斯、纳博科夫，偶尔会看一下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穆克、本哈德·施林克，但看着看着就都觉得太轻了。我要写的是中国的大西北，那里盛满了中国古代盛世的历史，但现在一片荒芜。他们都太轻，太现代，唯有荷马的史诗能与其匹配，但即使如此，我依然还是融合他们写下了《荒原问道》。当然，在书名中用“问道”二字还是试图要回到中国语境中。

在那部作品中，我以西方的方式理解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写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2年暑假，它基本完成了。但是，也正是完成它的时候，我就转向另一部小说的写作，《鸠摩罗什》，它使我彻底转向中国的传统。故而我总是说，2012年是我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现在已经十年了。

1992年毕业至2002年十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时期，那时候主要写诗。2002年至2012年是写小说。2012年以后到现在的十年是做学术，当然也写小说与散文，散文居多。我曾向作家孙惠芬老师说过，每隔十年，我总是有一个大的转变。她问我为什么是十年。我不知道。那时我无法回答她。现在我基本能回答了。它与天道有关。一个天干轮回一周是十年，很多历史都是以十年为一个转折期，人生也一样。

这十年，我是从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兰州，然而从兰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新疆和中亚走。丝绸之路是我的写作和研究路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另一条副线。后来，它们走到了一起。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来的，不是仅仅从书本上得到的。在这一方面，我敬仰司马迁。

这本散文集，是我研究西部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些文章的精选，取名为《西行悟道》。从哪里向西行？我原来以为是兰州往西走，后来就发现不是，是上海和北京，更多的是上海。

在复旦的时间仅有三年，其实是两年，第三年是写论文，大多数时候在兰州。在那两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谓西部、何谓传统的问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与我谈西部，或者我会将西部与上海对比看。

大多数时候是出租车司机。他们会问我，从哪里来？在干什么？我如实回答。他们会说，复旦大学啊，好啊，中国最好的大学，然后，有的人说，兰州啊，我八十年代去过，一个小城市，有一条河，河两边有一些楼和建筑。他们就是不说黄河。也有司机说，没去过，我最远到过西安，再往西就没有了。他的口气里，再往西便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也有没来过西部的博士同学，他的印象里我们这里全是沙漠和骆驼。那时，我还在旅游学院，我们学院的同事们都曾遇到过相同的故事。总是有人问我们，你们那里有电吗？一开始我们都还有些不高兴，甚至气愤，后来都不生气了，而是微微一笑说，没有。他们便高兴了，问道，那你们是怎么上班的？我们就说，我们西部人，一般没什么干的，所以睡到自然醒，然后骑着骆驼骑着马去上班或上学，去单位后也没什么要紧事做，继续唱歌、跳舞、读诗。他们说，好啊好啊，那你们晚上怎么吃饭？我们说，因为没电，我们一般都是点着蜡烛吃饭。他们便大喊，哇，烛光晚餐啊？好浪漫啊！我们总是自嘲地说，唉，没什么，我们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知道，很多人完全是靠想象在理解西部，我当然也知道，这是我们宣传的“效果”。我曾在南方不至一次遇到过样的情景，一如我们一遇到云南和广西的人，就觉得他们都曾站在山顶上唱歌，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住在都市里，没有山顶可爬，有些根本不会唱歌。当然也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萨义德实在看不下去这种妖魔化东方世界的情形，便写下几本书。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们都会因为信息的接受而产生遮蔽，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中心与边缘的感受。

另一种情形是我自己的对比。比如，上海人的国际视野、高效、文明、讲实际、讲信义等等都是西部人学习的，他们吃你一顿饭，就肯定会为你办一件事，要么就不吃。不像我们这里，饭吃完了，酒喝大了，事情却没说，说也要等着下一次吃饭时再说一遍后去办。酒喝不好是不能说事的。很多南方的商人到这里来多有不适应。我也仔细研究过，从《史记》中所记述的西羌、月氏、匈奴人到现在的西北人，似乎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并没有变，比如义气，这是西北人所独有的，因为长居西北方，而西北在五行上属金，在八卦方位上又是乾位，天生是英雄生长的地方，看不起小钱，但往往也挣不了大钱。遇到战争时代，西北人就遇到了好时光，可是太平年代时，西北人就像英雄末路。所以我有时候想，很多人都想让西北变成上海，这可能吗？它如果丢了自己的属性，未必就是好事。但在这种义气和英雄主义的背后，藏着的是另一面，是难以诉说的缺点，不说也罢。

在那间孤独且被海风日夜吹打的博士宿舍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我几乎夜夜都看见自己行走在荒原上。这大概是我写《荒原问道》的原因。而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北，我便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动毫不犹豫地锁定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且不再向东，而是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那里是天地间最高的楼宇：昆仑。

所有思想和情感都是在这种转身向西的过程中写下的。也许有些过于热烈，所以也不免偏狭；有些过于孤独，所以也不免不被理解；有些甚至过于深奥，也不免被人误解。但我接受这样的偏狭和误解。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局限，也自足于这种局限。

由是我最想感谢的是复旦、上海，和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没有那几年在上海的学习，我就不可能站在远处看西部，也不可能深入地思考西部，并不断向东部的人们回答何为西部。尤其是当我住在复旦的学生宿舍里写作《荒原问道》的时候，我似乎就把灵魂完全地交给了西部。地质学家说，在2.8亿年前，整个西北是波涛汹涌的古老大海，现在的戈壁、沙漠便是那时的海底世界。真是沧海桑田啊！这样说便令人喜悦。我也心领神会，在我的生命深处，有一片古老的大海一直在澎湃着，汹涌着。正是在上海，它和另一片现在的大海神秘地相遇并共鸣了。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一直给我们讲他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故事，贾先生曾在新疆工作过，对西部有特别的感情。前些年，陈老师把贾先生的书都捐给了河西学院，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建了一个图书陈列室。陈老师曾带着我们一众学生——部分已经是成名的大学者——多次到西部去游学，感受贾先生走过的西部大地。而陈老师的父亲也是在支援大西北的时候仙逝于西北，故而他对西部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曾对我说过，中国的西北，有辽阔的山河，那里装满了伟大的悲情和历史故事，是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其实是应了他的这句话回到西北的，或者说从上海重新回到兰州的。

当然，还有北京。尤其是已故的评论家雷达先生。我的大多数文章，他都看过，甚至向一些刊物引荐过。我在他去世时的一篇文章里也曾说过，我将继续带着他游历古老的大西北。

由是，我把这本书献给荒凉的大西北、繁华的上海，献给我的老师陈思和先生，也献给已故的雷达先生。

（本文为《总归西北会风云》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