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读后总结(丧钟为谁而鸣写作与成都无关)

初版，海明威著《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纽约出版，24开精装

玛莎 ·盖尔霍恩与海明威，玛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国际纵队》、《丧钟为谁而鸣》的女主角的原型

蒋蓝

我的《海明威的巴蜀之行》一文前不久在《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发表后，引起很多读者朋友的关心，我还收到美国华文作家协会秘书、德州作协主席刘俊民先生转发来的问及《丧钟为谁而鸣》具体写作地点的邮件。这里，我将自己多次考证后了解到的相关文史资料做一个介绍。

美国发行了一套纪念玛莎·盖尔霍恩的邮票和首日封

在太阳谷的海明威

1939年，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它写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为配合一支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牺牲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孤独、迷惘与悲泣的情绪，把个人融入到社会中，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海明威1939年第一次来到爱达荷州的太阳谷，随后的人生便与太阳谷紧密相连。就在太阳谷饭店的206房间，海明威完成了名著《丧钟为谁而鸣》的写作。由于此地风光绝佳而且安静，1958年海明威就定居于太阳谷的凯彻姆。1961年7月2日，不满62岁的海明威在凯彻姆家中自尽，葬于凯彻姆公墓。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分难解；所以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海明威就是那种天生的讲故事的超级高手，短短3天的炸桥行动，他硬是给写成了580多页的长篇巨制，也是他小说中篇幅最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并伴随死亡与血腥的特异之作。

海明威在太阳谷处理过大量作品发表、出版、改编电影等事宜，这有很多书信为证。比如，这封“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1940年8月26日。观景庄”的长信，此信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就涉及到这部小说的修订过程：“……《丧钟为谁而鸣》清样修订备忘录。这些修订内容因为这套校样上没有空白处，不能写在校样上。这些修订形式统一，每个词和用法都该在看全部校样时核对……此书献给玛萨·盖尔荷恩。从Donne起的那段请仔细核对我的修订。清样上有许多错，我根据原稿修改了。”

针对英格丽·褒曼出演小说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海明威很欣赏，但他对电影脚本和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致麦克斯威尔·帕金斯1942年8月27日，观景庄”的书信里说：“英格丽·褒曼要出演那部片子（《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玛丽亚，太好了。我通读了达德利·尼科尔斯的脚本，多有建议改动之处；绝对有必要修改、增删。结果他还是重写一过，加进了我建议的所有东西。他们还是想让佐丽娜这个可爱的舞蹈演员上镜，可她的脸像只宠物狗，除非你不拍她的脸，看她身体的其余。电影是视觉媒介，如此，在电影上不可能起好效果。她在头几个镜头里太匆忙，在西耶拉斯拍的那几个镜头。在那里拍着拍着，他们终于把她剔掉了，让褒曼姑娘上镜。”英格丽·褒曼顺利出演，电影大获成功。由此可见海明威的预见能力。

位于太阳谷的海明威墓地

成都的“励志社”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写于成都“励志社”的证据何在呢？海明威在成都来去匆匆，写得出长篇吗？！

1941年4月6日，海明威夫妇到达重庆访问，8天后夫妇俩前往成都，下榻“励志社”。

民国时期的成都商业街，为四川省商业专科学校所在地，后来学校旧址上改建为“励志社”，成为当时成都最高级别的民国四川省政府招待所。抗战时期此处又改为“美国援华人员招待所”，国民党在成都训练地勤人员的空军机械学校和通讯学校均驻设于此。至1947年春，派到成都空军单位的美军顾问团已达十余人。顾问团团部设在励志社，负责人是美军中校白礼门。海明威夫妇来成都，没有下榻于东胜街的沙利文饭店而是居住于此，可见礼遇较高。

几天后他们一行从成都飞回了重庆。1941年4月16日的《大公报》以《海明威昨飞腊戍转飞新加坡》为题，结束了对海氏中国之行的跟踪报道。腊戍是缅甸北部重镇，说明海氏是从云南出境的。

《丧钟为谁而鸣》于1940年即由纽约斯克里布纳尔出版社（亦翻译为查尔斯·斯克里布耐尔兄弟出版社Charles·Scribner's·Sons,，New·York）出版了精装本，为24开本，此为初版。创建于1846年的斯克里布纳尔出版社历史悠久，与之合作过的著名作家有约翰·高尔斯华绥、亨利·詹姆斯、伊迪斯·沃顿等人，海明威后来的多本著作均由其出版。

海明威夫妇于1941年4月16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然后从昆明乘汽车沿著名的滇缅公路南下到达缅甸仰光。海明威在缅甸生活的短暂时间里，他给斯克里布纳尔出版社的皮克斯发了一通电报，抱怨说：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出版社的编辑没有很好地和他联系，促进他书籍的市场销量。斯克里布纳尔出版社的编辑们其实已经尽心尽力，他们多次在媒体上为海明威发布各种书评以及促销资讯，但这些消息显然没有被传达给远在东方的海明威。皮克斯在４月上旬给海明威发电报说，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491000册。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尔在重庆也给海明威写信，信中报告了同样的消息。在海明威飞回香港之前，他总算知道了自己书籍销量的信息（见白鸥《1941 年：海明威夫妇的滇缅之旅》，刊广西始发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温故》第二十四）。

这一描述里提到的新书，显然指的是新近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

从这个时间节点来分析，海明威如何可能在1941年写作已经在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呢？实事求是地说，《丧钟为谁而鸣》不但与成都无关，也与海明威的东方之行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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