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当初能够消灭明君原因(李自成为什么迅速败亡)

魁首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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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北京城，虽已入春，却依然寒冷。蜂拥而至的队伍里，有许多人等不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死在了依然萧条的初春里。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只是这人群中的一个。自1628年李自成杀了债主和与人通奸的妻子然后投奔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北京城，虽已入春，却依然寒冷。蜂拥而至的队伍里，有许多人等不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死在了依然萧条的初春里。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只是这人群中的一个。

自1628年李自成杀了债主和与人通奸的妻子然后投奔起义军，到转战“大旱荒，人相食”而“土寇蜂起”的河南地区，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革命口号，贯彻了“割富济贫”、“发粟振饥”的系列惠民政策，所率领的起义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的起义军出现“民奔走赴之者百万”的迅猛发展，浩荡的起义队伍势不可挡，败少胜多，节节走向胜利。孤立无援的崇祯帝披头散发地自缢于一颗看似干枯的大树下，标志着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经过近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1644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吊死煤山

然而，起义军占领北京后，仅仅过了41天便让满清联合地方汉族武装夹击，昔日对明君势如破竹的起义军却兵败如山倒，李自成领着起义军屡战屡败，一路溃逃，最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于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民兵杀死，尸首不知何处，一说李自成自知无力挽回败局，出家为僧了。也罢，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是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发展如此迅猛，却溃败得如此迅速，面对满清和吴三桂联手后便不堪一击，使得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迅速失败，何故？或者说，Why？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及其领导的起义军腐化了？

在明清之交的各类史料里，有关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后“腐化”的描述有一箩筐。但是许多真实性极高的资料，却告诉了我们另一个真相。

比如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城时，惶恐不安的北京官民们，看到的却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明朝工部官员赵士锦的《甲申纪事》里，说起农民军，都是一口一个“贼”字，却也描述农民军士兵进城时“但不抄掠”，如果有士兵敢浑水摸鱼抢劫，立刻被“以手足钉于前门栅栏上”——不但处死，还要示众。如此表现，比起杀良冒功成常事的晚明军队，俨然面目一新。

如果说赵士锦的记载，还只是说的入城当天的情况，那么在占据北京城的几十天里，面对繁华的帝都，起义军慢慢开始“腐化”了吗？

妻女都在农民军打进北京前自尽的明朝官员杨士聪，可以说恨李自成恨得咬牙切齿，却还是在《甲申核真略》里对农民军“追赃助饷”事件进行了说明：受害的绝大多数都是北京城的官宦公侯甚至厂卫太监，虽说行动十分残忍，但普通北京百姓，当时很少受到骚扰。所谓“农民军奸淫掳掠”的传言，在他看来都是“大属妄语”！在写到农民军治下的北京郊区时，却也承认“今布帆安稳”，“居民稠密”“太平光景”，连盗贼都跑得精光。简直是崇祯年间时少见的情景。

那李自成本人呢？《明季实录》里的李自成，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形象。接见京郊百姓长者时，往往态度和蔼可亲，穿的依然是天蓝箭衣，生活十分朴实。

可以说，农民军虽然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比起明朝以前的多次农民起义来，李自成及其部队，在“抗拒腐化”这条上，已经做的很好了。

可见，关于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夺取明朝政权后开始腐化，从而导致其民心涣散，迅速败亡的说法并不太可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不征粮、不扰民，深得百姓拥护

起义军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属于“流寇主义”？

有人说李自成领导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建立根据地，巩固地方政权，只是派遣明朝的降将分兵把手攻下的城池，任命明朝的降官和诸生为地方官，属“流寇主义”，与历史上的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一样，所以迅速溃败。

事实是，李自成从西安出发，亲率大军攻北京时，不仅没有放弃西安，而是逐渐扩大了根据地的建设。据《小腆纪年》记载：为最后推翻明朝，攻占北京，李自成先是“遣刘宗敏、李过率众二万为前锋”，因进军顺利，“所过皆破”，于是下令“可长驱矣”。当时，“留李友等数人守西安，自率马步兵五十万从禹门渡河”北上。

据《罪惟录.李自成传》记载，起义军攻占西安时，已“众至百万”，其中“入册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而李自成亲率的兵力仅为五十余万人，尚有四十余万起义军留守关中和湖广地区，以巩固后方根据地。

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后，同样没有忽视尚未建立政权的地区，而是及时地派遣大批官员分赴包括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甘肃、宁夏的大都和湖北、江苏、安徽的北部以及青海的西宁地区，并“分遣大将，镇抚各地”，以配合这一地区建立地方政权。这与黄巢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建立什么根据地的情况时大不相同的。

为了巩固地方政权，当时派遣的地方官一部分是在京明朝降官，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州县生员，所以有人认为李自成过于轻率，甚至儿戏，以至于在山海关之战败给满清和吴三桂联军后，起义军的根据地随之全面动摇、叛变，结果是一再撤退，直至失败。因此认为，起义军攻占的地区地方官，由明朝的降官和诸生员来担任，是其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果真如此吗？

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委任的明朝降官和诸生，都是经过甄别和择优选派的。如在京的明朝降官，被委派地方任职的有四百余人，但规定他们不准先带家眷前往，家眷“待到任一二年做得官好来迎未晚”，因为大顺“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

从“无敢暴民”四字中，可以说明，大顺政权选派明朝的降官和诸生为地方官，基本都在地方兢兢业业的为大顺政权和为民服务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人数严重不足的满清贵族采取了同一做法，并派遣了数量远比大顺政权多的明朝降将降官，反而能迅速地稳定他们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呢？

以此可见，李自成起义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分兵防守，派遣了明朝的降将，也不在于任命的地方官，委派了明朝的降官和诸生。

任命明朝的降官降将，并不是李自成迅速溃败的原因

李自成起义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内部“腐化”、“流寇主义”所致，不如说是入京后施行的政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明代田赋，自嘉靖以来，逐渐加重。万历年间，又以对付辽东清兵的名义，前后加征三次“辽饷”，崇祯三年（1630年），第四次加征“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以训练新兵为名，加派“练饷”。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饷加深”，总计增赋1670多万两，超过常赋一倍多。

这还只是朝廷正式加派的田赋、军粮，临时需索，尚不在内。至于地方官府的私加暗派，贪婪税吏的敲诈勒索，则更是数不胜数。导致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在此重压之下，贫苦农民只得逃亡他乡。而且，明朝廷对此不仅毫无体恤之意，反而实行严酷的“摊逃”办法，“一户逃则令九家分赔，九户逃则逼一家独承”，出现“有赤子无立锥之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顷空粮者”的荒诞现象。所以，摊逃摊逃，导致越摊越逃，致使大片土地荒芜。

李自成本人，就深受重赋苛税之害。其家十世务农，在其父辈时期，天灾连年，农民衣食无着，被迫大批逃亡。幼年李自成迫于生活，只得出家为僧，后又给地主家放羊，成年后当驿卒为业。崇祯三年（1630年），朝廷裁撤驿递，李自成无业为生。迫于繁重的税赋，其向地主艾同知借贷，后艾同知逼债甚急，还不起贷款的李自成被抓起来游街，不堪受辱的他将债主杀了，愤而起义。

可见，李自成不仅目睹重赋带给劳动人民的种种苦难，他本人也深受其害，有如切肤之痛。残酷的苛税盘剥下的广大穷苦农民，被迫走上揭竿起义的道路。

李自成成为起义军领袖后，明确提出“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纲领，并始终信守到底。“迎闯王，不纳粮”成为吸引万千农民参加起义队伍的巨大磁石。当时，中原大地，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歌词生动地道出了广大农民拥护李自成起义军“不纳粮”的政策，而且起义军所到之处，不征粮，不杀掠，深得人心。“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应，而其势燎原不可扑”，短短几年，农民军队伍迅猛发展庞大，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追随李闯王的农民，日夜不绝，一呼百应

李自成的农民政权不向人民收税，又靠什么维持军需和政权的开支呢？

起义初期，主要靠“打粮”，即没收官府、豪绅的粮食和资财来维持；在西安建国后，又没收明秦王朱存枢资财数百万，并开始实行著名的“追赃助饷”政策，即强令官僚豪绅退出贪污剥削之脏款物以助军饷。

在占领北京的42天中，大顺政权仍没有正规的税收政策，主要财源一是没收府库、皇宫、宗室、勋戚和太监等的财产，二是继续在北京及大顺辖区推行“追赃助饷”。明室官僚及京师富绅，被逮住后“严厉追比”，抗拒不交纳或交不足数的，则用“夹棍刑逼”的手段予以严惩追缴。到四月八日李自成发现这种做法确实威胁到北京的稳定，下令停止京城的追饷行动时，仅用13天便收缴饷银七千余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