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因为消极悲观而辞官吗(重读《六一居士传》有感)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他说自己将要退休于颍水之上，所以由原来的“醉翁”号改名为“六一居士”号。

欧阳修为何更名“六一居士”？

为什么要改变称号呢？他自己答客人道，他家里有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还“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以吾一翁”，便是“六一”了。至于“居士”，则是有德有才的文人雅士自称。

那么，欧阳修取这个名号的初衷何在？客人以为他是想逃避名声，而欧阳修说，名声是不可以逃脱的，也不必要逃避，他取这个号，只是“聊以志吾之乐尔”。

欧阳修自24岁应试及第后，步入仕途，一生做官，虽多次起落，然能做到相当于现今国务院副总理或部长级的刑部、兵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说明他官运亨通，也颇能说明他久在官场给他带来的心身劳累。

他取“六一居士”名号，是表明自己想过晚年的乐趣。这种在书中，在琴中，在棋中，在古玩中，在酒中的乐趣是说不尽的，当得意于五种物件而忘形时，“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未足喻其乐且适也。”

欧阳修叹息自己被世事拖累太多，官车、官服、印绶和忧患思虑使他的身体和内心俱感疲惫，“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因此写这篇文章前3年，他就向皇帝请求告老还乡，可是皇帝还要派他用场，不准他回去。现在写了这篇文章，大概后来皇帝也看到了被感动了，于是一年后准许其离职了。

为什么说欧阳修想回归田园不是消极悲观所致

重新读了通篇的《六一居士传》后，我在想，《六一居士传》中流露出来的，并不是欧阳修晚年消极悲观，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的思想，恰恰相反，这是欧阳修功成名就后，想回归田园，安享晚年的真实心态。

欧阳修在《传》中表达出来的愿望应该是真心实意的。

欧阳修64岁写这篇自传，之前漫长的40年，他修身、做官、著书，都如愿了，他就算称不上圣人，也应该称得上贤人。照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里所说，“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欧阳修不是奸臣庸臣，曾因协助范仲淹改革而触犯保守派大官僚利益被贬，说明他能修身立德；他仕途也坎坷，但每到一处都兢兢业业治理所辖，如治滁州，第二年便使百姓喝上了泉水，说明他能做事立功；他一生写了500多篇散文和一部《新五代史》等等，说明他能著书立言。

至于后人称其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开一代新风，逾四世不朽”，更是从他立言立功方面对他的高度评价。

三者都做到了，那么还需要做什么呢？欧阳修最后的聪慧便体现在借“五物”之乐寓安度余生之意。他不想再在年老体弱的时候在官场上折腾了，他深知如果自己过分贪“荣禄”就会“自食其言”。

欧阳修提出辞职的其它原因

我还想，聪明者如范蠡，愚笨者如文仲。欧阳修适时提出辞职，也许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与他为避祸害而早生回归念头不无关系！

一个是治平元年（1064年）开始，围绕着宋英宗对其生父濮安懿王的称呼问题，朝廷臣僚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这就是“濮议之争”。晚年的欧阳修，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旋涡，并为此背上种种骂名。

二个是其妻堂弟薜宗孺犯事获罪，欧阳修没有帮助他，引起薜的怨恨，就造谣诬告欧阳修乱搞男女关系，虽然后来皇帝替他雪了冤，可一时毁谤之声还是响于朝中。

这种沉痛的心灵创伤，肯定给他留下厚厚的阴影，是他几年后提出离职的重要源头之一。

另外可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他急于脱离官场：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实行变法，司马光、苏轼等人反对变法。而这3人都和欧阳修有着特殊的关系。

王安石是当初欧阳修亲自举荐当京官的；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友谊非同一般；苏轼更不用说了，是欧阳修嫡系门生。

他们卷入了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之中，作为欧阳修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置身其外。

如果说，这篇《传》跟当时政局有联系的话，便是其中的一句：“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迅雷劈破柱子也不惊慌。”欧阳修顾不得朝廷风雷激荡了，还是过自己的快乐和舒适的生活吧！

欧阳修在此《传》中，说到了离职的三点理由：“少而仕，老而休”；曾经被朝廷任用，但没有什么政绩；年老多病。

他的辞职理由既恳切又谦虚，皇帝放还了他，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遗憾的是，写了这篇文章后的第三年，他便在琴棋书酒之乐中长逝，享年65岁。

重读了他的《六一居士传》，不禁对他的敬仰油然而生！借他的一首词为本文的结束：

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