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第四代人穿红色的孝服（晚潮黄仕忠问上大学时）
□黄仕忠
尚建：刚入学时，我们看见一位高个子男生，一身旧军装、一双军球鞋，在写黑板报。孟丽珍说他是我们班的，好像是复员军人。这男生回头看我们，算作笑容状，我看看年纪，不像退伍军人，像个“伢儿”，笑一下脸还红了。他那一手好字，印象深刻。——过了很久，发现六组还有个伢儿，也写得一手好字 。（“伢儿”，杭州话，意为“孩子”。）
杜文庆：是魏丁吗？
尚建：复员军人姓黄，六组的伢儿姓陈（建华）。[偷笑]。
刚入学的“伢儿”，平生第一张个人照（从借书证上撤下）。
杜文庆：尚建姐姐给俺们留下许多谜团。前者应该是黄长江，可他没军装可穿呀！
尚建：黄长江就是穿一身军装进校的。
杜文庆：哦哦。他怎么会穿军装？他怎么配穿军装？
黄仕忠：军服是俺姐夫给的。他是68年参的军，那时已经是干部，所以给了一件棉布做的军上装，我入学就穿的。而且入学时俺与姓杜的上虞小子是同寝室，谁知他现在居然问俺怎么会穿军装！
1979年3月，登南高峰，七组获集体第一，我穿的是军装（后排右一）。那时尚建（前排左一）刚从八组转来七组。
大约二年级以后，姐夫给了我一套崭新的“的确良”军装，草绿色，不会发皱，也穿不破；那是棕色扣子，圆圆的，大大的，一看就与众不同。最好的地方，是头天晚上洗了，放在窗外或者走道吹吹风，第二天就干了，又可以穿了。我一直以为这是天底下最好的服料，一件衣服就可包打天下。——好在老杜不关心我穿什么，否则定会把他羡慕死。
大约是穿了新军装才拍的照片。
我只是一直纳闷也没有个女生关心我一下。现在想想，很可能女生们看到，就以为我这件衣服是从来不洗的吧。
的确良军服耐穿，读研究生时 依然是我的“当家衣服”。1983 陈白夜（左）、黄仕忠、施建基，三件军装的合影。
四年级的时候，毕业之前，俺与王琳姐姐也说上了话，她说她一直以为俺是转业军人，年纪比她们都大，谁知道却是小弟弟。而老樊给我的题词是：“好大一个小孩。”
樊诗序：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每天汗湿淋淋从运动场回来，块头好大！一脸孩子气。86年去“双鸭山大学”见他（黄仕忠86年秋去中山大学读博），依然是汗湿淋淋从篮球场回来，依然孩子气。心底依然感叹：好大一个孩子！[呲牙]。
杜文庆：@黄仕忠 不好意思，真的记不得那时你穿一身绿。是两个袋袋，还是四个袋袋？
黄仕忠：入学时穿的那件是没有袋袋的士兵服，土黄与绿色之间，皱巴巴的。后来的，是四个袋袋的，的确良军装，毕挺，威风，袋里可装好多东西呢！
杜文庆：四个袋袋？居然是四只口袋的，牛！这是当年干部的象征噢。小兵只有两个袋的份儿。难怪被认作转业军人。[捂脸]。年轻的军转干部！
吴朝骞：@尚建 @杜文庆 @黄仕忠 你们真好记性。我没有记住一个同学当年穿的什么，包括我自己。[偷笑]。
杜文庆：@吴朝骞 记住黄长江全身上下包裹军大衣的，是尚同学和孟同学。[微笑]。
吴朝骞：说明黄长江一直受女生青睐！
杜文庆： @吴朝骞 当时青睐未必。只觉得这位外表高大威猛的，容易脸红，露出羞涩的微笑，尤其是在女同学面前。——眼下则拼命收集同学们大学期间的“情史”。[偷笑]。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吴朝骞：[捂脸][捂脸][捂脸]。
陈建新：心理学告诉我们，男人看人只看脸蛋，女人看人看衣着。所以，朝骞、文庆记不住仕忠的衣服很正常。如果四十年后你还能记住别人的穿着，你很有可能是一个中性的人。[偷笑]。
杜文庆：这话俺爱听。[偷笑]。
吴朝骞：[偷笑]。专家评点！
杜文庆：对当年男女同学的衣着，俺只记住了两双鞋。一双是宝康的带铁钉的皮鞋。日里夜里，上下楼梯，有意无意，弄出动静。另一双是“莫干山赵同志”的儿子的。个儿不高，但脚蹬的警用皮鞋不小。不过若干年后，待到俺也蹬上了大头皮鞋，回头一看，当年小赵在俺心里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觉得当年“赵同志的儿子”也不过尔尔。
其实有关衣着，黄长江也可以弄个名堂出来。衣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
我们大学时代的穿什么衣服？
这原本就在计划的问卷之中。既然尚建说了，文庆提了，朝骞夸了，并且已有了不少的话头，那我就接着说吧。
杭州这地方，夏天热得像火炉，冬天冷得如冰窟，幸而春秋两季，美如天堂。只是天堂里的时光不易记住，地狱般的日子却难忘怀。夏天暑假长，我回家参加“双抢”，对杭城的热没有什么感觉，但那“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滋味，则记忆犹新。
从小在诸暨农村长大。孩提时，身子热，不怕冷。虽然十来岁时，手上脚上长过冻疮，父亲用双轮车拉着我和哥哥去县城治疗，我对那黑色的冻创膏印象深刻。但这也许是那年特别冷，其他时间，没有太过深刻的记忆。
在冬天里，外面一件“空壳棉袄”，里面是一件棉布做的“小布衫”，这就是过冬的装备了。既不晓得什么毛线衫、棉毛衫，也不晓得什么是棉毛裤。下身，在里面穿一件“夹裤”，是旧裤加了补丁，较为厚实，也较能保暖。跑跑跳跳，加上还要干农活，就不觉得冷了。
我在1978年10月16号到杭大报到，很快就是冬天，基本的过冬装备，其实与农村时差不多。
带的是一床大棉被，十斤重，盖在身上，厚厚重重，严严实实，睡着很是心安；起先底下只是草席，后来才有了一张旧毯子。待到天气转热，只盖半身，露出双脚；夏天莅临，就只在肚子上盖一只被角。说起来别人可能不相信，夏天的大棉被，感觉上是凉的。
我从小看着母亲和姐姐“翻棉被”，所以能自己洗了被单，买来长针、粗线，然后“翻棉被”，从来没有请过女同学帮忙。不过一年也就翻洗那么一次。因而翻洗时，被头上的油渍，已是光亮可鉴。那时倒头便睡，从来不知其他。后来读书，见古人说“千日洗脚，不如一日洗被”，遂击节称赏。
我带来学校的衣服，自然并非都是新的，但外衣则都是完整而没有补丁的。母亲从小告诉说，只要穿得干净，有没有补丁，就没关系。由于被母亲和两位姐姐照顾着，我从来不用洗衣服。在大学里，虽然不算洗得勤快，却也不曾有过泡了一周而未洗的记忆。
那时主要的外衣就是一件黄绿之间的军装，还有一件改装的中山装，蓝黑色，母亲请裁缝到家里做的，四个口袋特别大，可以装很多东西。
灰色，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色调。也是许多外国人第一次到中国，看到满大街人们的衣着时，所留下的印象。
1979年4月十组合影，衣服以军装和中山装为主，均为深色。
外衣、内衣经常换洗，棉袄其实是不洗的，只洗罩衫。棉袄外面是藏青色的，内衬是厚白布，穿得时间长了，白色的领口就有了黄渍，而袖口则油光可鉴。我自己觉得，比起物理系七七级的阮建忠，还算能注意仪表的。二年级的冬天，物理系七九级何栋小老弟带我去阮建忠寝室（都是枫桥镇的老乡），他正忙着给同学发放饭票、商量班级活动，十分热心，——那时很多人不愿意为集体活动浪费时间，他这样做其实是傻的，真正的“诸暨木陀”。我清楚记得，他的棉衣袖口，真的是剃头佬的“篦刀布”一样，黑黑的，油油的，而且他领口里把里面布衫的扣子扣在棉袄领扣上了，导致外套扣错了扣位。这是个把自身生活完全忽略了的主，却是第一位自费留美（获全额奖学金）的七七级本科毕业生。其事颇经波折，是在陈立校长以杭州大学作担保，并找省长支持，特批提前半年毕业，于1981年10月赴美留学的。此后经小平同志指示，才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用各种途径出国留学，接触先进的科学技术。关于他的出国经过，同乡历史系77级陈侃章兄《杭大77级阮建忠：首闯自费留学美国之路》一文，有详细记述。
三年级时，我自己买了一件高领的腈纶衫，也是像的确良般耐穿，只要水里洗一遍，就又是干干净净，蓬松棉软。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国家感受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节衣缩食引进了多套大型化工设备，其中第一套设备是由上海“金山石化”于1977年投产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全国三分之二居民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衣服”，所以那之后化纤服装就大大增多了，而且棉布要“布票”，化纤布则不需要。
穿军上装和晴纶衫，与何栋在图书馆前合影。
那时穿什么裤子，已经没有印象。关于鞋子、袜子，则尚有一些记忆。
我上学时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之后母亲每年都给我做一双，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那年。我认为这是天底下最舒服的鞋子。很可惜，最后一双也被我穿坏，没有能留下来做纪念。
纳鞋底，是一件很吃力的活，一只就要做许多天。把破布头垫起来成为将近一公分厚，再按鞋样，先用锥子凿洞，接着用苎麻编的粗线、粗针，用顶针顶着穿过，再用力将线绷紧，方言叫做“持一下”，每针之间只隔约1/4公分，同等距离，一圈圈游龙般的线脚，看着就令人喜悦。城里的水泥地特别磨鞋底，就请修鞋匠钉上轮胎皮。待胶皮磨薄磨破脱落了，就再换一次。总要穿到鞋底断成两截三块，才惋惜地扔掉。
大约大三时候，买过一双皮鞋，是“人造革”做的，可能是温州产的。皮鞋穿着显精神，不过那帮和鞋尖，都是硬硬的，卡脚；脚汗浸透后，发臭，气味难闻。《语录》中说“事物都是两面的”，我一直以为这是皮鞋必有的副作用。等到许多年后穿上真皮做的皮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真皮鞋是不臭的。
冬天穿的袜子，都是姐姐用棉线给编织的。有短袜，还有长袜，长的穿到膝盖前，可当半条棉裤。但绵线不耐磨，我又是一个跑跑跳跳闲不住脚的人，很快就把袜底给磨破了。第二学期返校时，父亲把他穿过的一双半脚尼龙袜给了我，虽然那绒的部分磨了一些了，但筋网仍然坚牢，穿了好久也没破，很觉神奇。
数九寒冬，中文系的大教室，四面通透，寒冷异常。一到课间休息，大家就跺脚取暖。青稚和朝骞不知从哪里学来一种双人推手游戏，两人对面立定，以双手能碰到对方为限，以将对方推得动了脚步算赢。这游戏的妙处，不在于推倒对方，而在于突然收手，让对手失去平衡，直往你怀里扑来；又或是乘对方发力的一刹那再一触碰，用四两拨千斤之法反弹回去，使之自倒。青稚身子柔软，纵然如风中柳条般大幅度摇摆，脚底仍是稳稳的；朝骞则易被引诱上当，收力不住时，这黑面汉子便夸张地作乳燕投怀之状，引来旁观者哄然大笑。因为一身之劲全在脚底，相互推不了几下，身子便暖和了。
因为喜欢运动，这鞋子损得有些快。穿的是草绿色的解放牌球鞋，二点五元一双，底薄，待到大脚指把鞋尖捅破，或是鞋底磨穿，才恋恋不舍地丢弃。比较好的是上海“回力”，得花五元。好处是底厚，弹跳好，鞋底即使磨出洞来，还可衬上鞋垫，再坚持一段时间。后来知道要保护脚踝，得买高帮的，但很贵，读研究生时才买了一双。
穿球鞋不能光脚，要穿尼龙袜。但尼龙袜太贵，我买的是薄丝袜。丝袜不耐穿，不多时，大脚指尖就顶穿了。所以我每次收回晾干的丝袜，就用黑线或棕线将那破洞缝起来，就又可以穿了。对我来说，这事儿跟农村时用苦竹片补畚箕差不多。只是最多穿得两次，就要再缝了。有一次，舍友见那么破的袜子我还在缝，说他有几双袜子还不太破，意思是想送给我，我笑笑，摇头婉谢了。——自己的破袜子补一补再穿是可以的，穿别人的破袜子，还是接受不了。
运动后洗澡，全年都是洗的是冷水澡。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几度，屏住呼吸，将冰水抹在身上，那个感觉真是冻并快乐着。洗过之后，那种酸爽也是妙不可言。二年级的夏天，杭州供水问题尚未解决，不仅二楼没水，一楼也放不出水。只有盥洗室外低一级的户外水龙头还有水。那里也是家属、女生共用的洗濯之处。我们就穿着短裤，待放满一脸盆水，就往身上淋。对我来说，就像在村里溪边，妇女在埠头洗菜洗衣服，男人孩子水中洗澡，并无违和之感。
四年的时光过得很快，世界的变化则更快。以上的记忆，主要是一二年级时的。从同学合照上看，那时连女同学也以穿军装或中山装的改装居多。颜色非绿即灰（蓝）。
1979年3月二班合影，只有五位男生的衣服是浅色的；九位女生，六位是深色衣服，且与男装差异不大。
大约从二年级下学期（1980年春）开始，大家的穿着就有了明显变化。很多人把头发留长了，裤子的臀部收紧，裤管变大，这就是所谓的“喇叭裤”。衣服的颜色也由深变浅，变得明亮了。
某一天，有女同学忽然穿了裙子，又有女同学忽然烫了头发。我听到比我年纪大一些的男生在议论，都觉得并不好看，甚至还不如原先的麻花辫子好看，哪怕穿军装，那“飒爽英姿”也是无可匹敌的。现在则是不伦不类的。但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观感却又有不同了。觉得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光彩绚烂，令人不敢直视。在习惯“中性”状态之后，男生们第一次对女性有了一种新的“即视觉”。
对此，那时我还曾认真地思忖过。先前说不好看，因为只有裙子是新的，衣服未变，发型未改；那些发型变了的，裤子和鞋子并未跟上。大略和男生穿上绉巴巴的西装，脚下却仍然是一双老布鞋，模样差不多。女生具有敏锐的审美感觉，她们很快就摸索出上下和谐的着装方式，于是焕然一新。——我那段时间正在读哲学书，感兴趣的是这“变而未变至新形态之际”的认知。许多新的东西，最初不易被接受，不仅是从旧有平衡态上升到新的平衡点需要一个过程，还在于欣赏者的欣赏，从旧的习惯走向新的审美，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任何探索所经历的过程，有短有长，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从不成功到成功的这个“过程”最是艰难，因为可能受到嘲讽、反对甚至阻挠，结果导致夭折，而此刻最需要的其实是理解与支持，却正是我们的传统所缺乏的。这让我对“变革”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同时也让我后来了解尧斯“接受美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时，有了一个直观的例证。
毕业时二班干部合影。我的学生说：两位女同学站的是“丁字步”呢！
毕业时我穿的长裤比魏丁的还宽大。只是他穿着袜子，我则是光脚穿的凉鞋。
研究生活动（1983），六个男生，四件的确良军服。
1984年冬，研究生三年级时北京访学，穿了第一套西装。
老同学，老朋友，你可还记得当时上大学时，你穿的什么衣服，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心理与故事，请微信告诉我。
一、老同学的回应
黄仕忠：我的文章才写得一半，同学们纷纷要求写“穿衣裳”。于是先以半篇呈之，而大家已经在群中热烈回应。
大学入学初：朴素的衣着，明媚的阳光。
钱志熙（乐清人）：记得齐白石有一幅别致的仕女图。画中仕女是从外面来到京城，憔悴于旅间。上有一题诗，记不全，大略是说：十里停车风又作，慈母亲手做的衣裳，来到京城不堪穿着了。这幅画，应该是白石老人的自我寄托。
想起当年上大学，父母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什么衣服！农村里的人，平时穿着简朴，早先还常穿打补丁的，但出门总要穿得像样，何况去省城上大学。于是做一套新衣服。虽是崭新，但那款式，但料子，想都是不合时的吧！因为都市里自有一种着衣的时尚。自己这身农村人出门的新衣服，在父母的意思中算是郑重的了，却一点都不合。所以看到白石老人的那首题画诗，就会想起当年的事。
第一学期上学就晚，很快就天冷，去城里官巷口那一带的店里买一件军绿色棉祆，自觉暖和也不难看。可有一天在文二街一店里偶照到镜，原来这样臃累呀！尤其把背衬得驼了！又是一场自惭形秽！大概总要到深谙嵇中散（嵇康）“土木形骸”的道理，才完全不顾穿什么了！怎么穿？妻子有时要张罗，还常嘴硬，说些没道理的话，比如：人难道是用来穿衣服的吗？我怎么穿都行呀！其实也明白穿衣戴裳，还是重要的。俗话说“十里衣衫五里财”。
许贺龙（东阳人）：上大学前，我长年穿东阳土布衣裳，是母亲手工纺织，请裁缝老师来家做的，既结实也耐脏。热天穿土布单衣，随着天气变冷，再一层层添加打了补丁的旧土布衣服。只有过年时，会买一块军绿色的洋布做罩衫，套在厚棉袄外，外出拜年时穿着，过完年不久就被母亲收起来了，留着下次过节再穿，如果小了就给弟弟穿。
考上大学后，父母把家里的布票都拿出来，去供销社扯回几块布，请裁缝老师来家，专门给我做了几套衣服，让弟弟妹妹十分眼红。上大学时，除了那几套新衣服，我还是挑了一套没有补丁的土布衣裤当卫衣、卫裤穿。还有一个大大的东阳土布床单，一直陪伴我读完四年大学。
我生平第一次到商场买衣服，是在大二那年，我在“解百”商场看中了一件当时流行的藏青色中山装，腼腆地让售货员拿衣服给我试穿。从未有买衣服经验的我，没有解开衣服扣子就直接就往头上套，被售货员一顿训斥。我红着脸分辩：我就要这件了！从此这件衣服就成了我大学期间的“当家衣”。拍毕业照时穿的就是它！[呲牙]。
任平：土布衣服其实很好的，吸汗，软，也随意。现在还专门设法买呢。家里有几件土布衣服，是外婆纺线自织的布，还用靛蓝染成蓝花。现在都是“非遗”了。[鼓掌][强]。
魏丁：不洗衣服的习惯，是土纺布不耐水洗，多搓洗几次，容易坏，松线脱线。
曹布拉（杭州人）：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相信，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以穿旧衣破衣为荣的。
一来是因当时的中国人确已穷到极致了，杭州城区的人家，人均月收入能达到20元的，就已算小康家庭。中小学每个班级里拿助学金的学生少说有七八个，甚至还有一些同学连每学期四五元的代管费也无力按时交纳，要老师催促好多次。
二来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加上大多家庭是多子女，即使有余钱置新衣，也未必能有足够的布票。
三来那时十分强调“革命化”，所有人都要“艰苦朴素”，如果衣裤上没有几个补丁，如何能体现出来？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穿旧衣、破衣是十分正常的。我也曾干过把偶尔得到的新衣死命洗旧、在好好的裤子双膝处打两个布丁的事。只有穿上了旧衣、破衣，心理上才有了某种安全感。
正因如此，我上大学报到那天，就是穿了一件领子起毛、皱巴巴的长袖衬衫，足上是一双塑料的水田鞋。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衣着打扮，应该很像是进城卖菜的四季青公社的菜农。我的姐夫则恭维我像一个“大队干部”。但确实也没有家人告诫我，在报到日该换一身稍微像样一点的行头。
我从小养成的这个穿衣习惯，一直未能改变。有一天我翻出一张大学时代在照相馆拍的证件照，那上面我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卡其中山装，衣领上居然有很明显的一块大补丁。
我不知道那时同学们如何看待我的衣着，只记得因此而得到了来自辅导员的表扬，那天她是要批评我在某些事上没有跟她保持一致而找我谈话，一上来先说的是好话：你还是很朴素的，这一优点很突出。但是……
我是平生第一次被一位大不了我几岁的年轻女老师表扬为“朴素”，感到甚是刺耳，印象十分深刻，念兹在兹，至今未忘。
董小军：@曹布拉 我记得大哥曾发表过一个中篇小说《寒士》，其中写到类似细节，不知是否记错。[玫瑰]。
曹布拉：@ 牧野 是的。惭愧惭愧。
任平：@曹布拉 这一段写衣着很有时代气息。[强]。
郑广宣：布拉兄写得很实在。确实，那个年月，有不少人用自己的行动，尽可能接近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但对于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却是想尽可能往上靠，一个重要的、也是看得见的方面，就是在衣着上能更城里一点。[强][强]。
朱承君：把新裤子做旧做破的时尚，原来始于布拉哥。@曹布拉
曹布拉：@朱承君 我也是向别人学习的。[偷笑]。
魏丁：温州李涛当年说一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没吃没喝村干部。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村干部穿着日本化肥袋子改造的裤子。
凌凌（黄岩人）：几乎与尿素袋做裤子同一时期吧，女裤的裁剪方式也改变了，本来男女裤都有前片后片之分，也就是量体裁衣，讲究合体也讲究行动的舒适，但女裤剪裁那个时期变成前后两片一样，这样做起来的裤子正反两面都可以穿，为了实用，还把裤子的左右两侧也做成一正一反，这样保证任何一面都有一个裤袋。这样的女裤，保证了最大程度的物尽其用，但也最大程度上忽略了美感和舒适度。
任平（杭州人）：以前当工人，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和青年装。令我惊讶的是，初进杭大，我代表新生发言，穿的什么衣服已不记得了，最近竟还有人在微信中提到我那天穿的什么衣服，什么颜色。——中山装，颜色是蓝的！
杜文庆（上虞人）：并非当兵出身的黄长江，穿着姐夫送给的军装上大学，挺符合那个时代的特色的。那时乡下人进城，而且是上大学，穿着军装既不显土气，又不见得洋气，还显得积极向上，用当今的说法是比较阳光。即便是现在的乡下，依然有一些村干部，爱穿老式的军装或过时的警服。既能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又不至于太出格、太时尚，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俺是有背景的！
关于衣着，俺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时兴戴“假衬衫领头”。许多人，包括俺们学生，用雪白的领头连接在衬衫上方。脏了洗一洗，晒干、晾干了再接上。因而，衬衫旧一点甚至破一点没关系。接上雪白的领头，给人感觉，仿佛穿了一件档次很高的衬衫。——如今的年轻人，如果听俺们津津乐道当年穿着假衬衫领头的故事，应该是像听天方夜谭了吧？[捂脸]。
吴朝骞：@杜文庆 这么复杂，什么“假衬衫领头”，就叫“假领”！
杜文庆：嗯，可以简化为“假领头”。但这个假领头，只跟衬衫相关，只出现在衬衫上。
吴朝骞：@杜文庆 我后来上班时候都穿过，哪像现在这么多衬衫！
郑广宣：就是。属于可以“以假为名”而行于世的三件物品之一，另两件是假发、假牙。
任平：“假领”，不要误为“假领导人”！[发怒]。
吴朝骞：@任平 极是极是！
（黄仕忠在旁边默默听着，想起那时有一个话剧，就叫做《假如我是真的》……）
郑广宣：@杜文庆 恰恰不是这样。这个假领是不穿衬衫时套的，应该是在棉毛衫外套一个假领，没穿衬衫而有衬衫的意思。其功用是保护外衣领子不被沾污。
吴朝骞：@杜文庆 有衬衫的不带假领！没衬衫的才带假领！
魏丁：@西湖老农 文庆弄错了，主要是他工作以后就发制式的衬衫，没有穿戴假领头的必要了。
杜文庆：@西湖老农 @吴朝骞 对，你们的回忆弥补了俺的空白。俺刚才左思右想，“假领”怎么接到衬衫上去呢？[偷笑]。
郑广宣：@杜文庆 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偷笑]。
杜文庆：说到制式服装，俺的下铺，即“赵同志”的儿子建中兄，经常穿白色海军蓝的警服，连同大头皮鞋，当年真是羡煞我也！
赵建中：哈哈，上铺好！@杜文庆
吴朝骞：老杜不够时髦，当时时髦物件你不甚了了！
杜文庆：@吴朝骞 当时时髦物件是啥？[笑脸]。
吴朝骞：假领是其中之一。
任平：还有“毛线领圈”，常用啊。
杜文庆：毛线领圈？俺委实不知。[偷笑]。
郑广宣：毛线领圈、开司米领圈，都是假领的一种。功用同上。
黄仕忠：我也只知道有“假领”，买来穿过，却不知道还有两“圈”这样的好东西，不然也可以装作我有高领毛衣了。
杜文庆：@吴朝骞 @魏丁 对的，参加工作后也戴过一段时间假领。这样说来，假领应当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止于八十年代。
陈建新（杭州人）：戴假领的事，其实在杭州1972年就流行起来，我是1973年买了两个不同颜色的假领，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湖蓝色的，都是用的确良布料做的，比较牢固，替换着穿，仿佛有两件衬衫。其实我是很厌烦穿衬衫的，穿一次就要洗。现在儿子发的衬衫给了我好几套，我都闲置着不穿。[偷笑]。
曹布拉（曾在黑龙江插队做知青）：我插队的村里，确实有穷到两口子只有一条裤子的人家。有次有个农民下地干活时穿了条大红色的裤子。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何以穿这样怪异的裤子？他答说，家里就这么一条，老婆不下地，就让他穿了。
那时东北农村人一家老小睡觉时都赤条条不着一缕。问为何如此，答曰:省布。盖因炕上有炕席，翻身时免不了要磨擦，久之易磨损衣布。
杜文庆：@曹布拉 那个年代睡觉时赤条条的，不只是东北人，还有俺的同室难友M同学。他晚间睡觉喜欢脱得精光精光的。不过，少儿不宜，具体不再展开。[偷笑]。他睡觉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睡得多深沉，双眼必定开着。
陈建新：最多光膀子，不要夸张！
一年级时七组同学的衣着。
吴朝骞（温州人）：亏得仕忠兄又鼓捣出衣服篇，给了我回忆的空间。感觉“记忆派”完全输给“日记派”。我突然想起了大学时穿了四年的米黄色的“的卡”中山装。这件衣服很有年代感。其时的确良是最时兴的布料，的卡则是升级版，很紧俏。还是通过百货公司工作的同学开后门买的。当时“的卡”价格高于卡其布，属紧俏品和高级货，属高消费。我第一次美美穿着“的卡”中山装，颇有炫耀之意，但被人说是“卡其”。于是我用一根火柴点燃一小块布头，试图证明是的卡布，没有想到一点就着，燃着的“的卡”直接粘在右手中指，甩也甩不开，起了一个大泡，至今疤痕犹在。——我用血和火检验了这块的卡。
岑宝康（宁波人）：约大二时，早年迁居香港的邻居，送我一件橘黄色T恤衫和一条咖啡色条子裤。我穿着总觉得不自在，便跑到松木场，在地摊上扯了一块藏青色涤纶布，又叫旁边的裁缝当场成裤。总共花了6元钱。看来我早已把自己定位为乡下人。[汗]。
杜文庆：赴杭报到前一天晚上，近在邻村的几位姐姐都来了，手里拎着烧饼之类的“路彩”。她们在母亲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帮我整理衣服，一件件装入箱子，仿佛为出嫁的姑娘整理嫁妆。小姐姐还手把手教我怎样折叠衬衣和裤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每每折叠衣服时，我就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夜晚。
朱晓萍（杭州人）：入学那天穿的衣服倒是有印象，因为前一天正好有个插队时的朋友来找我一起去照相馆拍照，第二天就是穿着同一件浅色的两用衫去杭大参加开学典礼。记得还有一件深蓝色衣服，在兵工厂当学徒工时买的。
虞卓娅（岱山人）：我上大学时有一件黄军装和一件蓝军装，都是我妈做的，蓝军装是双排扣，比黄色那件稍微新一点。裤子更旧，已打过补丁。
七九年初夏的一天，我和金红上街，看到有人在商店门口用绳子串起很多塑料凉鞋在卖，米白色，式样简单但不难看，一元五角一双，我俩就各买了一双。这双凉鞋质量特别好，我年年穿，一直穿到八七年。因为八七年我学生李亚儿毕业，离校时送我一双蓝色塑料鞋，还强调说“赶紧把那双旧的扔了”，不许我再穿。
这是我和沈澜（右）在本部校区，穿的都是旧军装。
大学时沈澜送我一件的卡两用衫，米色的，孟丽珍送我一件棉布短袖衬衣，米黄色底子印着棕红色的兰草一样的图案，我都很喜欢。
这是沈澜送我的“的卡”，是我大三、大四最好的衣服。
丽珍送的短袖衬衫。暑假在家乡海边，车是朋友的。
她俩送我的理由都是说衣服太宽大了，我穿正合适，但我深知这是她们对我的热切关爱！当时买一件衣服，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两件衣服我穿了好多年，也穿着留下了好几张照片呢。
黄仕忠：@虞卓娅 太好了！照片我都加到你的那段话中间了。这是同学情谊的最好证明。这份情谊，让我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虞卓娅：你的一问二问三问……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感恩的心一直在，有机会表达出来也很好。
吴存存：我父母很为我考上大学骄傲，他们给我买了崭新的一个大箱子，又请裁缝师傅给我新做了两件衬衣和两件式样新颖的外套，妈妈给我织了一件厚毛衣一件薄毛衣。我一下子有了这么多新衣服！以前我基本上都是穿姐姐或表姐们的旧衣服，由里到外都是新衣服感觉很新鲜很快乐。现在想来，那时这对我父母来说是多大的一笔支出啊。
这些衣服我在大学期间整整穿了四年（而那两件毛衣更是穿到大学毕业十年之后），这期间再没有买新衣服。
那时候我们几乎从不逛服装店，我甚至还不知道有什么时装店的存在。不过我们丝毫没有自卑，因为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何况我们还自命为“天之骄子”。
沈澜（舟山人）：上学带的好像是一套蓝军装，还有一件米黄色“两用衫”、白衬衫，好像没什么故事，但当年我和我哥都上大学，对我父母来说，要同时置办两个孩子出门的体面衣服，一定是不容易的。
一年级时一班女生的衣着。
金红：记得刚上大学时所带的衣服，基本都是当老师的妈妈亲手裁缝的。其中春秋外套件件结实耐穿。一件帆布做的绿军装，上高中时就开始穿，是我少年时代的“时尚品”；灰色卡其列宁装，是我下乡期间被县知青办公室借用时做的“高档时装”；还有一件是母亲穿过的灯芯绒衣服，我穿太短，母亲就把衣服下摆放下一条宽边，颜色明显深许多。同班女生尚建曾好奇问我，这边是不是特意镶的。
大学同学的衣着也有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
记得第一次见到班长张扣林，他瘦高个撑起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挺刮干净，十分合身。脚上是一双同样干净的皮鞋。微微皱起的眉前架有一副眼镜。
而女同学，吴存存在上篇文中提及的77级的梅大姐，似乎衣服较多，那些衣服在她身上，其美就会被唤醒，你不知是她穿衣服，还是衣服穿她，只知道“她的丰姿”永远是那么“卓越不凡”。
叶晓芳（衢州人）：进校时没置办新衣服，穿着绿底白波点的衬衫进的校门。带了两件外套，一件女式军便装，一件藏青色涤卡两用衫，都是当时最常见的款式。还背一个绿色帆布包，军用挎包模样，但没有红五星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算民用款吧。没添置新衣。
一是因为接到入学通知书已是十月初，离报到只有半个月时间，首要的事情是回下乡的地方办各种手续，在生产队办交割，到大队拿鉴定，去公社迁户口，转粮油关系，转档案，迁团组织关系，不是一天办得好的。
二是想着在省城读书，还怕买不到衣服？需要什么，上街买就是了。那时没有“高级定制”的概念，只觉得买的成衣比家做的洋气好看。年少时很羡慕大人从上海买回的确良衬衫，现在自己也可以选衣服了，开心！
那两件两用衫在大学里又穿了两三年，只是穿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新的更靓的衣服添加进来了。
右起：尚建、叶晓芳、孟丽珍，一年级时的穿着。
大学毕业时：尚建、孟丽珍。
尚建（杭州人）：大学里衣着，好像自己没啥好写，不过记得给竺学明、方青雅做过裤子，胆子大技术差。后来听竺学明说，穿新裤子去爬山，结果裤子边上全裂开了。方青雅的新裤子有什么问题，没反馈过。
裤料交给我的时候，方一新一起在的，很慎重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当时做条新裤子都不是小事情。如果是现在，我的技术和服务态度都会更好。
黄仕忠：@方一新 青雅同学说没有印象。那么，请问哥哥还记得否？
方一新：我也没印象了。毕竟时间较久远了，记不得了。
黄仕忠：是啊。都过去四百年了呢！！[偷笑]。
方一新：[尴笑] [尴笑]。
董春晓：@尚建 既擅裁衣，又会做菜，如今这样的主妇太珍稀了。
陈建华（金华人）：仕忠兄动作好快，转眼又整出了一篇文字，而且，通过尚同学记述，第一个镜头居然就是你我同框写黑板报（亏她只是调侃“伢儿”，且表扬咱俩字写得不错）。她对你的黄军装印象深刻，我穿什么她可能没印象，幸而我自己记得，如照片所示，是那年头经典的干部服——蓝色涤卡面料。只是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今天看与衣服有些不搭，暴露出此时皮鞋还没买，审美观老土。
照片是入学报到第二天 和老乡兼同学吴晓文（专修班十六人之一）在湖滨逛街所拍。你看，笔挺的一套中山装，熨烫出笔直的线条，乍看比晓文兄阔多了。这套“行头”是来杭州前我妈亲手制作的。
家母是从业十多年的裁缝师傅，手艺远近闻名，我兄弟仨从出世为人，即穿着母亲量身定制的衣服。我想母亲缝制这套“大学装”时，一定是满心喜悦，且特别精心。真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仅衣服而言，就值得为母亲专门写一篇，呵呵）而我，对这衣服穿得爱惜，也特别珍惜，穿了不止大学四年，可能现在还压箱底保存着，因为这是融入了母爱的作品。
文中发现一个让人跌眼镜的回应：尚同学居然还为组里男生做过裤子！且坦承“胆子大技术差”。我想，她当年若是下乡到我老家并喜欢做裁缝，说不定母亲就会收了这个文气又灵气的“杭州小囡妮”做徒弟，让她学得一手好技艺。
应沪晨（永康人）：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妈妈就我外出求学要用的相关用品进行安排。她知道其他的事，我自己都会安排好，她要做的无非就是弄几套四季换洗服装和厚薄被子。她找了裁缝。
外套做了一件青年装，就是领子稍比一般的中山装长一点的那种；做了两件衬衫，一件是带格子的，一件是白色的。那时，我对格子衬衫还不能接受，感觉穿上后会像个小流氓，于是要了那件白色的。格子衬衫被我哥哥高兴地穿走了。
另外一件外套是我父亲穿过的灰色中山装，先是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哥哥穿的，父亲让哥哥转让给我带着穿。这件中山装比较普通，到校后我穿得时间长久些。现在留下的当时在班级和小组活动中的照片中，大都是这件穿着的“倩影”。只是两只口袋的袋布当时都已发霉，无法在口袋里放东西。
大二时才买了一件咖啡色的涤纶夹克衫。大三时又买了一件淡蓝色的涤纶夹克衫。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的四年岁月。两件夹克衫一直穿到婚后被我妻子放到箱底为止。
王国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应该大部份的衣料都是的确良。因为那时扯卡其布或其它棉料布的需用钱加布票才能买，而的确良、绦卡等化纤料则不需要布票。像我们那时的布票定量是5尺5寸一年，布匹的幅宽也有好几种的。
卲是祥（镇海人）：我连自己的也没记住多少。只记得读高中时，穿的裤腿是我妈接了二截的。很有特色。大学毕业时，穿的毛衣都破了不知多少个洞。
盖的被子，里面的棉花絮接近黑色，硬梆梆的。缝被子的针经常折断——自己翻棉被，用的是寝室里的桌子。由于妈妈省钱，被面被夹里刚刚能够把棉絮裹起来。所以在这小桌子上缝，往往不是这一头不够长了，就是那一边够不着。记得有次张玲燕看到，说帮我缝，我尽管年龄不算小了，但也害羞，谢过好意，婉拒了。
孔小炯（杭州人）：那时穿什么衣服，已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就像其他同学一样，穿过的好衣服是的确良的，这是那时的上品布料，不会皱折，也不大会破。读中学时和大家一样，肯定穿过打补丁的衣服，但是工作后，尤其是读大学时，家里肯定不让穿补丁衣服了；不过一般都是两套换洗。如果旧了，或者觉得穿得时间太久了要更新，才会买新衣服。想想现在随意买衣穿衣，恍如隔世。
陈晓明（鄞县人）：仕忠兄，对于穿着，因为当时年少，不是很上心。本人在家里排行最小，虽然平时穿着多是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改的，但年景好时，生产队有预支，过年父母会给做一套新衣服。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的衣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亲朋好友送来了衬衫、毛衣，可谓重礼。最开心的是获得了两件心心念念的军装，是退伍军人表哥送的。它陪伴我度过了四年青葱岁月。
上大学的第二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双猪皮鞋，穿上总算像个大学生了。80年以后，家里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添置的衣服也多了起来，但在记忆中穿得最多的还是那两件军装。
董平（衢县人）：一件浅灰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就穿了四年。卡其布的中山装，当时是很好的好不好！后来也穿三个口袋的“学生装”。夏天，白色府绸的短袖衬衫，很高级的样子，还是后来才有的；经常穿的是背心，还是大红的。
韩兆铭：我是个胡乱穿衣的人，所以大学时代穿什么衣服，一点都回忆不起来，这也算奇葩吧。
朱承君：关于衣服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反正穿不起好衣服。
二、朋友们的接龙故事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从记事起，饥饿就如影随形，一直困扰着我。大概饥饿感太强烈了，对于寒冷我倒没什么感觉。老师上课时讲：“你们生活在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非常幸福……”我心里想：穿得暖不暖没关系，要是能吃饱饭就好了。
后来下农村，终于能吃饱饭了，心里十分满足，对于穿衣就更不在意了。何况天天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有好衣服也糟蹋了。
印象最深的是姐姐们一回家，就拿我的衣服给小外甥、外甥女当尿垫子，等她们走后，洗一洗我接着穿。
1978年秋天上大学时，家里千挪万借，凑钱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白衬衫、一条的确良蓝色裤子、一条草绿色细布裤子。乡亲们看到我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都啧啧称赞：“真有大学生的样子！”
后来听说，我前脚刚走，两位堂嫂就上门要我的旧衣服。我妈说：“你们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像样衣裳？”堂嫂们说：“我们不是来要好衣裳的，只是觉得他上大学了，以前的衣服肯定不要了，想拿回去当墩布。”她们哪里想到，仅有的几件旧衣服，我都带着上大学了。到了大学里一看，大家都差不多，穿补丁衣服的比比皆是，我的衣服还不是最差的。
接下来几年，家里经济条件好了，陆续又给我添了几件新衣服。每回做衣服时，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口袋做大一些，一定要能装下一本较厚的书，好随时随地掏出来阅读。
有了新衣服，我还是先尽着旧衣服穿，一定要破得不能再破了，带回去给堂嫂们当墩布，补上当年的亏欠。而那些新做的衣服，我本硕博一路穿下来，有几件直到工作时还在穿。
1979年元旦，穿着当时最好的冬装。
大学毕业照，右肩有书包带磨破的痕迹。
说完衣服说鞋子。许多福建人习惯打赤脚，我们家乡更甚，有人一辈子都没有穿过鞋子。当年王亚南当厦大校长时，看到不少学生大冬天打赤脚，就用自己的稿费给他们买鞋子，成了代代相传的佳话。
不过我上大学时，大家都穿上鞋子了。刚开始大都是解放鞋和布鞋，后来随着经济条件好转，穿皮鞋、回力鞋的逐渐多起来。我在乡下时基本上都打赤脚，上大学时一位当兵的亲戚送了我一双半旧的解放鞋。就是这双解放鞋，四年间多次修补，鞋面补丁摞补丁，鞋底胶皮粘胶皮，无比厚重，成了年级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毕业时，好几位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提及，顺手拈来两则：
后面这一条荣登年级“最佳留言”榜首。四十年来，每次同学见面，还都以此打趣。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这个问题也是一言难尽的，不过没时间多写。[捂脸]。
我上大学时看到同学穿着你拥有的那种神气的军装，只有羡慕的份。以穿这种草绿色的确良军装为时尚，此风起自七十年代后期。我上高中时就有不少同学穿着，这些人无形中就相当于当今时装界的前锋人士。
但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能提供这种高档东西，只有老实地穿那种全国上下都穿的“制服”，有人称为“人民服”。一般用蓝卡其布做，下部有两个带盖的兜，也是如你们所说“可以放很多东西”的；上半部左胸部位有个不带盖的较窄兜，用来插钢笔。裤子一般也是蓝卡其做的。蓝卡其容易褪色，穿一阵子过几次水就从深蓝衰变为浅蓝，最后颜色几为白色，也基本上磨破，穿的人感到相当的不如意，那就应该更换了。上大学后家里关照，可以一年换一次。
我注意到你的同学中有人说上大学期间没有毛衣，我也没有，我们班像我这种情况的只有不多的几位。冬天的时候，穿的是棉袄，外面的罩衫就是上面讲的“人民服”。春秋二季，需要御寒而棉衣还用不上的时候，穿的是“卫生衣”，一种针织较密、里边带绒的棉上衣，功能相当于毛衣，而档次无疑是较低的，但比农民穿的夹袄又似乎高档一点。
鞋子则大部分人都是穿“解放鞋”，一般一年一换。可能因为我们安徽比你们浙江总体上贫穷，大学里穿皮鞋的不多。我记得快毕业时，与一安庆同乡在公厕相遇，他很认真地就买鞋之事向我游说甚久，主题是“要买牛皮鞋，不要买猪皮”的，我唯唯应之，不知如何对话，因为我啥皮鞋都没有。
八三年到复旦报到读研，穿着一双半新的解放鞋去见老师，没想到进系办公室后发觉鞋带散了，发现后顿时不安，颇觉失仪。读研有奖学金，境况大为改善，才能购置猪皮鞋，又按顺序换成牛皮鞋。
那时候虽然如此艰困，但却从不会因为衣着问题感到窘迫，更不会因此自卑，大概和从小被教导的“生活在新社会比蜜还要甜”的观点相关，而且生活也是处于不断改善当中的，没啥好抱怨的。
那时候同学之间境况的确有别，但并未使人感受什么反差。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当过兵，所以拥有不止一套绿色的军装，那是相当的神气。他后来和我一起到复旦读研，毕业后各奔南北，他在京城成了著名学者。有一天他忽然感叹，从合肥带到上海的衣服都挺“背时”的，我马上附和同意。没想他指着我说：“你好歹还有一件拉链衫哎！”那是我在上海第十百货公司踌躇甚久、刚买了几天的一件衣服。
你看，一件衣服就消解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差别。可见这差别真不是个事！
黄仕忠：@吴义雄 太好了。谢谢你花时间写了这么多。忽然觉得也挺好，因为我的这个话题，让你能够把这些写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抱拳]。
吴义雄：主要是你出的题目有趣，一时兴起。
赵延芳（杭州大学73级）：看仕忠和同学们众说纷纭道穿衣，真令人感慨万千，可能每个人都可作一篇长文吧？我这里只说一事：大家说的那个“假领”，它正宗的名字叫做“节约领”，发源于大都市上海。70年代早中期就开始流行全国。尚记得那些年，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时尚，就是男青年学裁缝，自己裁衣缝裤，虽并非专业的，但在这方面有两下子都很自豪。“节约领”确实管用，既美观又洗涤方便，但不知道具体的“发明专利”属于谁。
张宏生（徐州师院77级）：上大学时穿着，现在印象已经不是很深了，肯定是很简单，中山装大约是标配，也穿过军装（因我哥哥在部队）。在大学时，有同学描述过入学第一次见到我的印象：外衣里面，重叠穿着两件蓝色的球衣（春天还比较冷），都翻出大领子，好像运动员的感觉。不过我入学不久也确实先后加入了校田径队和校排球队，一年至少开两季校运会，还参加过几次省大运会，球衣肯定穿得不少，但我也忘了平时是否常穿，是否也当做普通的外衣穿。我觉得那时没那么讲究，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我们本科同班同学有一个男生是现役军人，总是军装。其他穿军装的，不少是原来农场里考上的。农场即生产建设兵团。
刘勇强（北京大学。78级）：我的服装史居然与老兄的同步，不只绿解放装、蓝中山装是那个时代的标配，关键是我们照标准相时，风纪扣都扣上了。八四年我也穿了第一套西装。不过，我的西装不如老兄的有型，那是我乡下的姨妈裁制的，我几乎怀疑那也是她做的第一套西装。
傅谨（中央戏剧学院。78级）：哇哦，我入学是春天，特别做了一件呢制服，挺刮得很，可惜掩不住小镇的土气，没人羡慕哎！这件衣服现在还在，还能穿，可见当时的呢料质量好。做呢制服，是受我爸爸启发，他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初用一次加工资补的钱（当年加工资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能马上兑现，要拖很久，于是就有一次性补发的一大笔钱）做了一件呢大衣，帅呆了。——我上学前工作好多年。78级，79年初扩招进的大学。
何桥（温州师专78级）：上大学了，第一次穿上雪白挺括的的确良白衬衫，顿觉特别幸福。军装威武，也特喜欢穿。不过，穿得最多的是还是被称之为劳动布制作的衣裤，那布料虽摸上去有柔软光溜之感，不过倒是挺结实耐磨，一套新衣差不多穿上两年也没事。
宁稼雨（辽宁师院78级）：虽然恢复高考，拨乱反正，但服装形势没有跟上政治形势，依然还是文革遗风。我上大学还是标准灰色中山装，夏天是白衬衫。西装大约是大学毕业之后读研究生时的事情了。
孙启军：（南京师大79级）：大学时，外套常年就一身军装。那个年代，部队子弟基本都是一身军装，省钱，样子也不比灰色或黑色的中山装难看。夏天就是白衬衫，短袖的，的确良，一出汗就贴身那种。
我的衣服都是上学时母亲准备的，不记得自己买过衣服。那时大家一个月生活费有二三十元就算富裕的，除了吃饭买书也所剩无几，印象中很少有人买新衣服，至少男生很少。
前几天同学群里，隔壁班的老大哥提起我当年曾穿一件“黄呢子将军服”在校园里晃里晃荡写诗的糗事。所谓“黄呢子将军服”，是家父当年授衔时的礼服，他是校官，不是将军，但那件黄呢外套挺刮平顺，用料和做工在那个年代都是少有的。几十年里，礼服被母亲精心收藏，我从小到大从未见父亲穿过一次。
考上大学后，这件衣服奖励给了我。一头乱发在风中凌乱的我，穿着它在“东方最美丽的校园”里应该也很拉风，属于本人衣着史上的高光时刻，不然，隔壁班老大哥也不会40年后还只记衣衫不记人。可惜，那个年代，不修边幅的校园诗人对衣服太不上心，常惹墨迹油渍，以至于后来对这件“传家宝”的下落毫无印象。
也是，大学毕业时，改开大潮已经汹涌而至，黄军装也好，灰中山装也好，很快都淹没在街头一片花枝招展、色彩斑斓中。
魏小婉（浙江大学80级）：大学四年，到第二个夏天，家里才给做了裙子。外套基本只有两件劳动布衣服换着穿，是在厂里工作的父亲和小姐姐各匀一件工作服给我的，常常人家问我“你们今天金工实习吗？”毕业时有男同学告诉我，有外系男生问：“你们那个整天穿着工作服的女同学分配到哪里去了？”入学时穿的黄球鞋，第二、三年，两个工作的姐姐分别给我买了牛皮单鞋和猪皮棉鞋。唉，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破涕为笑]。
穿工装的小婉（右二）。
赵国瑛：80年考上江西财经学院，记得当时花了十来块钱撑（置办）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衫，这笔钱可以乘火车从诸暨到南昌打个来回。可见买件的确良衬衫对贫寒之家也决非易事。入学第二年，到南昌中山路买了一件比较透明的晴纶衬衫，算比较高级了。当时拍照相穿的衣服，如西装都是照相馆里租的，像现在租婚纱一样。彼时还流行穿中山装。我记得81年暑假，拿着卖猪所得五十多块钱去杭州玩，顺便去解放路百货商店买了一件豆沙色的中山装和一双黑色猪皮鞋，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陈建根（江西财院80级）：我是家里老二，小时候的衣服总是哥哥穿不了给我穿，布鞋是妈妈自己做的。考上大学那年，我父亲在永宁供销社买了几块布和一双皮鞋，叫村里的裁缝师傅给我做了一套外套和一件衬衫，外套是当时的标配中山装，蓝色的有四只口袋，上口袋可以插钢笔。领子上加缝一层用勾针勾的白色垫领。衬衫是白式的确良，还用多余的边料做了两个假领。大二时在部队参军的哥哥给我寄了一套军装，我用军装和别人换了一套青年装。那时中山装和青年装是标配，军装也比较受欢迎。到大四时开始有西装，记得毕业照时大家都穿上统一的西装了，有点皱巴巴的样子。城市来的女生衣服式样会丰富一些。
李凌云（北京大学博士生）：关于衣服，我家长辈也曾谈及一些往事。
一是关于“借衣服”：解放前村民们很穷，每人只有一两件破烂衣裳，一件衣服缝补到最后，甚至没有一块地方还是原来的布料。彼时只有邻村一个地主婆张凤儿，拥有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和一对龙纹银手镯。附近村子的妇女每逢亲戚朋友“做好事”请客，便向她借衣服、手镯“摆面光”。张凤儿为人和善谦逊、慷慨大方，无论谁来借衣服都答应，故深受乡亲们的敬重。而她在解放后、53年“复查”时被列为“漏网地主”，遭到了彻底的抄家和残酷的批斗，村民们都为之叹息。
二是关于“假领子”：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假领子”“假袖口”，因为人们往往只有一件较好的外衣，里面只能穿自己的破旧衣服，但是又好面子，于是便做一圈假领子和假袖口缝或扣在衣服上，这样看来像是穿着里外两件新衣裳。我姨妈在谈恋爱时，曾拿白色细绳为我姨丈织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假领子，令姨丈十分高兴、视若珍宝。为心上人做假领子，也是当时巧手姑娘的“恋爱法宝”呀！
三是关于“做衣服”：以前买布需要布证，一人只有二尺六，一家人合起来才够做一身衣服。我妈从小学到初中唯一一条裤子，是由我大舅在城里捡漏淘来的一块便宜边角料简单缝制而成的直筒裤，身体发育后穿起来十分难受。初一时我妈考了全县第一名，获得了八块钱奖学金，兴冲冲地回家交给外婆，满心欢喜地以为外婆会给她做一条新裤子，没想到却毫无动静，内心十分失落。后来才得知，外婆当年拿到钱后，立刻去买了一百斤粮食。看来在那个年代，衣服的重要性仍完全无法与粮食相提并论啊！
【回音壁】
黄仕忠：服装样式，最能体现一个时代。从当年以耐穿“的确良”为时尚，到现在以纯棉为标配，从灰蓝为基本色，到如今诸色缤纷，几乎令人无法相信，都是我们曾经的经历。所以，这里不仅记录了我们青春的色彩，也记录了时代底色的变化。
吴朝骞：@黄仕忠 说完全不记得当时穿的什么，可能也过了。看了仕忠兄的初稿，想起一件事。大四时参加杭大排球比赛，有一件印着“杭大中文系”的背心，穿到毕业后很长时间，白背心变黑了，才依依不舍舍去。不知是情怀还是虚荣！——其余，真是看到照片才有印象。
吕立汉：大二时好像有过严禁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和蓄胡子的校规。
任平：不走化纤路，难有穿衣日，昔爱的确良，今重生态棉。
孔小炯：非常赞同你“另一种‘史’的书写”的说法，不过看了大家栩栩如生的回忆，觉得自己的记性怎么就那么差，对那个年代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记忆。想来想去，原因要么是早早就得了老年痴呆症，要么是因为那时生了两次重病的下意识回避。反正我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写出来有独特性的。
（以上大学同学）
张福贵（东北师大。77级）：好玩亲切。
吴承学（中山大学77级）：真实写照。
郭杰（深圳大学。77级）：社会史，生活史，真实生动！
曹天忠（中山大学。77级）：当时最时尚就是草绿色军装了！
胡鸿保（云南大学78级）：真搞成大学系列片了。
郑尚宪（厦门大学78级）：我自己觉得我写的这篇比较有料（前文已收录）。像拿当过尿垫子的衣服洗洗再穿，堂嫂要我的旧衣服当墩布的细节，非亲身经历者绝对写不出来。
黄仕忠：现在厦门大学学生追着看黄仕忠的系列文章。因为其中埋有郑老师的“大瓜”。[偷笑]。
郑尚宪：为了老弟的“名山事业”，哥豁出去了！！[拳头]。
曹家启（中山大学。83级）：黄老师善存物，居然保留这么多黑白照片。记得八十年前半段，上身穿军装，下身穿喇叭裤仍然很时尚！冬天则是滑雪衫和羽绒服。军用球鞋已少有人穿，代之以皮鞋了！
涂秀虹（福建师大87级）：拜读了。写得非常有趣。说起军装，四个口袋，都能感觉到那得意哈哈。说起的确良，腈纶高领毛衣，也能感觉到您当时的情绪，真是传神写真。如此细腻生动地展现一个时代。
徐巧越（中山大学）：谢谢老师分享，看完了，很有年代感。我爸上大学时，穿啥衣服他没给我说，但他多次强调背的是我爷爷的邮件包，在那会儿好像还挺时髦。这个斜挎包还一直背到参加工作。我妈妈回忆起来，和我提到最多的就是补丁服，那会儿正是女生爱美的年纪，她每每讲起来都特别遗憾。我小时候还见过一套补丁服，针脚特别整齐，按现在的审美来看，黑白灰的莫兰迪配色还挺高级的。[破涕为笑]。时代不一样了，审美也改变了~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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