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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位居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中部，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因其三面环海，故称雷州半岛，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合称中国三大半岛。
也许是因为地势偏远，雷州在历史上一直是封建王朝的势力薄弱之地，容易保留土著文化，这才有了今天粤西且广东省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县级城市，是一座蕴藏历史文化的大观园。
雷州处在南海交通要塞，一直以来都有“天南重地”之称号，由于历史上海陆交通和贸易兴旺，人员和物资往来颇繁，文化信息丰富，使它成为历史上楚越文化、土著文化、闽南移民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汇地，进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雷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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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土著，在西汉以前的中原人还不知其族别，一概称为“越”“或”“蛮”，总称曰“百越”或“蛮夷”，皆是对南方各族的泛称，而并非族名。
到《后汉书？南蛮传》说：至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
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此为关于岭南族名最早记载，其中“里”为岭南各族主体，雷州半岛时属交趾部，自属土著里人分布区。魏晋以后，“里”作为“俚”。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俚子”。（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
雷州半岛属合浦郡地，亦为俚人区域，不过，在隋唐时期已有俚僚合称，据《隋书？地理志》云“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
当然，雷州还是“瑶、壮、侗、僚与黎杂处之地”，他们多是从俚僚中分化出来，有一部分走上汉化道路，部分“相率归洞远去”，即渡海入琼。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称。“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所以古代黎族不限于海南岛，雷州半岛也是其居住地。
俚僚文化在雷州半岛留下深深的痕迹，也是其最早的历史文化构物之一。
雷州三面临海，因其海洋地理环境与资源遂成为闽潮人移居和开发的对象，早在唐代就有“徙闽南之民于合州”之说，唐贞观元年更名东合州，辖境约今雷州半岛。
宋以后，移居雷州的闽潮人更多，幷发展为当地居民的主体，这有大量家乘、族谱记载。
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文学家苏辙在《和子赡〈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曰：“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道光《广东通志？雷州府》引宋《图经》说雷州“州多平田沃壤，又有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甲于广右。”雷州半岛北缘“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居其九”。民国《曹氏族谱》；“远祖讳相公，由闽之建阳，于南宋干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宣统《海康县续志？金石》云：“海康鹅感村官民，由闽入雷，自宋末梅岭公始”。同书《人物志》又云：“吴日赞，……府城东关人，先世系出八闽。始祖，宋淳熙初官雷州通判，因家焉，”；“邓仁爽……，公闽人也，发迹于福州潮阳里，为宋进士，官光禄大夫，继掌雷州路，性癖山水，择得郡西南七十里而家焉。庄名潮阳，殆不忘其祖乎。”同书《金石？莫公亚崖祠田跋》：“余系自莆（田）之武盛里，十一代特奏公判高凉，卒于官，其子因家焉。季有冬公迁雷，盖宋理宗末年也。”另同书《陈韫之先生墓志铭》曰：“其先闽人也。始祖以宋进士官于琼，有政绩。任满，卜居于雷之北隶，延世滋大，乃迁岭东干塘村。”明清迁居雷州闽潮人不减于前。宣统《海康县续志？人物志》记“李韶绎，……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时由莆田迁海康，遂卜居今村”。又宋鑫《惠龛集？有明始祖王封公由闽迁雷卜居宋家村考》云：“公讳王封……由福建兴化府莆田县迁雷，卜居于海康之麻廉洋，名其村曰‘宋家村’”。
明清时应募至雷州半岛开垦的闽潮人更不在少数。明广东布政使罗荣奏：“高、肇、雷、廉所属州县地多抛弃，流民、土瑶易为啸集，请募民开垦，劝课农桑”。在清初广东掀起的撩荒运动中，高、雷、廉三府被开垦土地最多，“粤民踊跃争愿垦荒”。雍正雷州知府王铎专司府属有关事宜，当会有不少闽潮人加入垦荒队伍。故雷州城南天后庙联曰：“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可以说，闽潮文化是雷州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秦汉中原封建势力进入雷州半岛，设立郡县，中原汉文化开始在当地扎根生长。汉代兴盛一时的徐闻、合浦港，即为汉文化在当地传播的强大基地。其中徐闻港地望不出雷州半岛，无论今徐闻还是海康都有大量汉墓，仅徐闻就有290多座，出土“万岁”瓦当、卷云纹瓦、陶板瓦、灰坑、井、柱洞、宜宫砖、钱纹砖等建筑遗存遗址，以及铁、铜器、五铢钱、龟钮铜印、各种陶器等，显示今徐闻县西南五里镇二桥、仕尾一带大有可能为古徐闻县城或港口，中原建筑文化在当地传播无可置疑。在与海康邻近的徐闻沿海，也发现不少汉代文物，其文化风格与在广州、澄海、五华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既受南越文化影响，也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有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至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也先后传播至雷州各地，渐渐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入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发展为当地豪绅大户，成为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经唐代俚人大规模汉化或他迁，到宋代，中原汉文化渐渐成为雷州主流文化。虽然闽潮文化这时也伴随移民高潮传入，但它代表的是民间文化，自不能与拥有强劲文化势能的官方汉文化相比。
雷州半岛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多，又有徐闻以及附近的合浦古港；紧靠历史早期中原南下北部湾的湘桂走廊这条水陆交通线；而雷州半岛上台地广布，容易通过，海陆交通方便，海上丝绸之路对它影响甚大，海外文化得以参与雷州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徐闻出土汉代舶来的水晶、琉璃、玛瑙、琥珀；徐闻和遂溪出土南朝波斯银币、银盒、银手镯等饰物，高州良德出土唐代昆仑奴女人头像；明清时期发掘的荷兰铜炮、越南铜钱、日本瓷器、银圆、欧洲青花瓷器等，它们早期的以波斯为主，也有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后期的包括西班牙、日本、荷兰、英国等，这些器物所代表的海外文化都在雷州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民族或民系的文化，长期在雷州半岛上交流、碰撞、整合大约在明代，主要以雷州话形成为标志。
明人王士性指出：“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曰客户，居城廓，解汉音，业商贾（指客家人）；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来自闽语区之人）；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种为活（指黎族人）；四曰蛋人，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语，以采海为生（指水上居民）”。此处所说廉州包含今雷州半岛。清代雷州话进一步成熟，外地人已听不懂这种方言。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指出：“高廉雷琼之间，益侏难解。官司听讼，任隶役传达。至于吏、礼户库，往往呼此而彼应，即胥役亦不能辨。幸近奉功令，士人应试，皆先学习官音，庶臻同文之盛云”。
当然，雷州风俗、饮食、宗教等也在此前后定型，表明雷州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体系脱羽成熟，也是多个文化要素历经长期整合的结果。
说起雷州民俗文化，也是极为的丰富多彩，其中以雷州石狗，雷州换鼓，雷剧和姑娘歌最为出名。
雷州市信仰习俗主要流布于雷州半岛中部的湛江市雷州市等地，覆盖范围包括雷州半岛、海南岛、广西、越南北部等广阔区域，雷州石狗经历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守护神、吉祥物的发展过程，是汉越文化融合的产物，石狗的雕刻、祀立、供奉是雷州石狗习俗的主要内容。
南朝时雷祖陈文玉的诞降伴随着“狗耳呈祥”的传说，使雷州人对石狗的崇拜达到高潮。唐宋元明时期，先后有大量的中原汉族与闽南人迁居雷州，他们带来的原居地“镇邪符法”，与石狗图腾崇拜相结合，使雷州石狗从部落图腾发展为守护神灵与吉祥物，形成了独具雷州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
在现存的石狗文物中，大量石狗均伴有铜钱、八卦、石鼓等附加雕刻，有些石雕基座上还有“石敢当”“敕右敢当”“泰山石敢当”“皇”“麒麟在此”等汉字。雷州人认为石狗能镇魔驱妖、祛邪消灾，能司风雨、赐财福、添丁寿、主功名、主正义等等。
以前的城乡还普遍在门口、巷口、村口、路口、井口、河口、庙前、墓前祀立石狗的习惯。
雷州石狗习俗是一份厚重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4月，雷州石狗信仰已被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来说道天下有四绝，却是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江潮。”
这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所记载的。
古老的雷州大地是蛮荒瘴疫之地，赤地千里之乡，为使雷雨有致，古老的先民们便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将人间最好的东西送给天神，将新鼓换旧鼓，以换来人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至此，便孕育出了“天下四绝”之首的“雷州换鼓”。
“雷州换鼓”是雷州先民古老的祭雷活动，是古雷州奇特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完美的结合。
其景：众拜天雷、万民歌舞、鼓乐喧天、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奇观无比。这种祭雷、酬雷、颂雷的活动一直沿至清初，形成雷州换鼓文化。
雷州先民的祭雷活动可以追溯至四、五千年前，而“雷州换鼓”奇观的产生当在秦汉之后隋唐之前。“雷州换鼓”名称的出现则在唐代以后，明清时代有记载，今已失传，但雷州民间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对雷神的崇拜和祭祀活动。
早期的祭雷活动只是一种简单的、分散的、自发的和不定时的，一般是以村落或部落为单位，由族老主持祭祀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后来成了固定的、有组织的、由法师或道士主持的、甚至有官府参与的大型祭雷仪式。
据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古代雷州居着俚、僚、侗、僮、苗等少数民族，其中俚人最善于铸鼓。各民族虽然风俗各异，但都共同崇拜“雷公”，每年定期向雷公庙献雷鼓雷车（雷车用于载鼓），举行祭雷活动。
祭雷时打雷，“雷州换鼓”其妙就妙在这里，其绝也就绝在这里。如果“雷州换鼓”仅仅是一种人文景观或自然景观，它就难以称得上奇绝了。古代的雷州由于在祭雷活动中引来电闪雷鸣，因此便名声大噪，影响深远。
不仅雷州半岛所有部落都参加共同祭雷，还吸引了高州、钦州、琼州、儋州、郴州、漳州等州郡的人来参加。一到元宵节，雷公庙前便人山人海，载歌载舞，场面之热烈壮观难以形容。
雷州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语叫做“一条歌唱到城”，即赶集时沿途接连不断地唱歌，直唱到城镇。
在雷州半岛，不论是文人雅士或野夫村佬，也不论是年迈老翁或村姑牧童，人人都爱唱雷州歌，创作雷州歌。特别是历朝历代雷州的骚人墨客，硕学名流。
如今官至闽浙总督的陈瑸，身为朝中翰林院编修的陈昌齐、名登进士的安徽休宁县知县洪泮洙、举人黄清雅、丁宗闽、贡生黄景星、陈伯常、梁成久、洪翰及一大批口头创作人才，他们都热心参与创作和赛歌活动，才使雷州歌代代繁衍生息，传承下来。
雷州歌的基本特征：结构严谨，平仄协调，韵律优美。每首四句，每句七字。一、二、四句末字押雷州音韵，二、四句的第四字是阳平声，这就是雷州歌的格律。这种格律接近七绝，唱起来朗朗上口。其腔调自由。
雷州歌是记载着雷州人民生存、劳动、生活的斗争史。雷州歌的基本内容就体现出雷州半岛的地理风貌以及雷州人民的生存环境、劳动生产、家庭生活、爱情婚恋、历史人文、伦理道德、风土习俗、娱乐戏谑、丧白喜庆、政治时事等等。
雷州歌是南国艺苑中的一株奇葩，是雷州人民的智慧体现。要了解雷州的历史，熟悉雷州的风土人情和人文环境，在雷州歌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其大量作品是研究和认识雷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2008年6月，雷州歌被公示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雷州歌的对唱歌衍生了“姑娘歌”，“姑娘歌”中的劝世歌又衍生出雷剧，因此雷州歌在雷州文化中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据《海康县续志》记载：“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雷州学教谕李仲光撰写的《重建御书楼上梁文》中有‘听取欢谣，敢陈善颂。’”之句，足可证实宋代已有雷州歌。再看清末民初雷州人编写的《杂字》中就有“雷州歌谣，八百年号”之句，更可证明雷州歌已在宋代流行。“姑娘歌”也是雷州歌的一种，是即兴而唱的口头创作。
据《海康县续志》卷六的雷州《庙坛》记载：“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知县胡文亮《天妃庙祀田记》中写有‘碑在宫门前戏台旁’。”有戏台，就有演出戏班。足以证明雷州在明初已有班本雷州歌演出。
雷剧的前身是雷州歌（简称雷歌）。雷歌又是由地方谚语民谣与各种移民文化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其酷似唐诗七绝，每首四句，每句七字。它有固定的韵律，严格规整，好记好学，好唱好听。数百年来，雷州人即兴而作，随口而歌，或感奋抒怀、或哀伤诉苦，自娱自乐，自我消遣。后来便有善歌乞丐以歌悦人，唱雷歌行乞。接着年青姑娘帅哥组成姑娘歌班，到各村庄街道为人唱歌颂神祈福、娱乐消遣、劝忠劝孝，并专门演唱劝世歌本劝世教人。而后，姑娘歌班感到一些劝世歌情节过于简单，便又添油加醋，演成班本歌。班本歌便是雷歌剧本的前身，其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也大，所需道具也多。为了演好班本歌，演员们想方设法学习粤剧、琼剧等剧种的演出程序、套路和技巧，又模仿人家自制各种道具。再后来，班本歌变成了雷州歌剧，姑娘歌班变成了大歌班，又变成雷歌。
雷剧表演角色除生、旦、净、末外，还有如骚旦（又称花旦、艳旦）、婆脚（老妇人）、乌衣（中年妇女）、瘦仔（打筋斗演员）、杂脚（打诨插科的滑稽演员）等独特行当。
雷剧用雷州地区方言表演，以雷胡为主要伴奏乐器，声腔体系完整、曲调优美。唱腔创作以板式变化结构为主，采用原雷讴散、慢、中快板，高商雷讴散、中、快板，高台羽调慢、中板，高台宫调中板，原腔混合复、慢板等11种板式，根据剧情和不同的意境采用女声伴唱，男女声重唱的作曲手法来渲染不同的戏剧氛围。
如今雷剧不仅正式成为广东省四大剧种之一，而且雷剧《抓阄村长》和《梁红玉挂帅》两个剧目进京演出，《抓阄村长》荣获文化部“五个一工程奖”，《梁红玉挂帅》的主演林奋获得了国家戏曲最高奖项“梅花奖”。
2011年5月23日，雷剧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