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唯一女战犯是谁(功德林战犯详细名单)

来源：馒头说

说起“功德林”，一般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著名的百年老字号素食公司

一个是著名的战犯管理所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后一个“功德林”

说说那里面那群

特殊的战犯们

1

1956年1月，寒风凛冽，但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却人进人出，颇为热闹。

功德林，位于功德林1号，旧址为功德林禅寺，建于清代。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功德林里修建了京师习艺所，专门用来收容犯人，令其学习技艺。

由此，功德林成了一个劳改机关。

到了民国年间，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拨款8万多元，在原本就已成规模的功德林劳改所基础上，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劳改监狱。1928年，国民党政府把这所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称“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在这里，有大批共产党人被关押和杀害。

解放前功德林的大门。李大钊同志就是被杀害于功德林

北平和平解放后，功德林被中央公安部接管，后来成为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场所。

在1956年1月之前，国民党的战犯分别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从1955年年末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陆续续不停有国民党战犯转到了功德林，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原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中将区长徐远举，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而原来就已在功德林关押的，也都是一些当初“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黄维、文强、邱行湘、宋瑞珂……

到了1956年1月，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已经接近200人。

而这小200号人，可以说是国民党战犯中“骨干中的骨干”。所以当初有人戏称：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2

很多国民党战犯初进功德林都很惶恐，因为他们觉得，是要被“集中处决”了。

但也有些国民党战犯最初还是蛮“笃定”的。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是功德林里关押的唯一有上将军衔的人。当初他在四川被收押时，当地群众一致要求对他处以极刑，结果他被调进了北京功德林。在到了北京去功德林的路上，路过天安门城楼，王陵基还对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后来还说了一句话：

“我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但在1951年年初，全国掀起的“镇压反革命”高潮，又让这批战犯胆战心惊，且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继续关押，会不会被共产党集中处决，“以儆效尤”；但如果被放出去，是不是更有可能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揪出来，一样是性命不保。

王陵基是最老资格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看到也要喊他“老师”。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四川解放时被俘。

不过，他们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早在他们被关进功德林之初，周恩来总理就已经做了专门关照：

“不要动那些国民党战犯。”

之后又给出了一个明确方针：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不仅给了他们盼头，而且自1956年1月开始，在功德林里的战犯，被允许自由民主选举“学习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劳动，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亲友访问，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为“同学”……

很多国民党战犯心中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不过，这近200号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一起，是不可能没有故事的。

3

文强初进功德林的时候，特别“拽”。

当时监狱管理人员要他写悔过书，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在吹牛皮？倒也不算是。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17岁拜见过孙中山，24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他的姑母是文七妹（毛泽东之母），应邀参加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是黄埔军校四期生，林彪那个班的班长。

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找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时被误解，一怒之下退党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为戴笠麾下“军统”的干将，一度官拜国民党保密局级北方区中将区长。

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他与杜聿明一起被俘，被押送至功德林。

文强，190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在进入功德林后，文强之所以态度那么强硬，倒也不全是因为自恃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那些关系，而是他觉得自己历史关系很复杂，问题又很严重，还是军统的高级特务，所以有生之年没有理由能活着走出功德林了。

既然如此，文强索性破罐子破摔，头皮硬到底了。

但有意思的是，文强除了不肯写悔过书之外，其他方面都是很配合战犯管理的，甚至还可以说是非常积极主动。

他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全都坦白交代，在劳动和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完成得最快和最好的那一批人。不仅如此，他还拟定了功德林的监狱狱规，并且带头遵守执行。

1959年10月1日，文强等一批国民党战犯被邀请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大典，（那时候文强等人已经被转移到了新修建的秦城监狱）。虽然嘴上说是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带好他，但在观看了国庆十周年庆典之后，文强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甚至晚上睡不着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

“形势逼人焉有误，喜情如醉耳边驰。”

入功德林不到十年，文强其实心思已经有了转变。

4

杜聿明刚入功德林的时候，其实是做好自杀准备的。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堪称名将。在解放战争中，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在辽沈战役中殚精竭虑，在淮海战役中一再愚忠，最后当断不断，被活捉成了俘虏。

杜聿明，1904年出生，陕西人。

在被俘虏的时候，杜聿明就有过自杀行为，但没有成功。在进入功德林之初的例行检查中，他被发现在棉裤的左裤腿处暗缝了60多片安眠药——那是足以致命的剂量。

在之后和他的谈话中，杜聿明态度很好，总是表示愿意接受人民的制裁，却不愿谈及自己自杀的企图和动机。直到多次谈话后，他才袒露心迹：

他自认是中共中央当时直接点名的最重要战犯之一，别的国民党战犯被关入功德林可能是条活路，但他肯定会被枪决。他觉得与其被绑赴刑场，不如自行了断。

至于安眠药的来源，是当初他在山东被俘关押的时候，多次向解放军军医以失眠为由要来安眠药，积少成多，慢慢“攒”出来的。

经过教育，杜聿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真正让他从心里开始发生转变的，还是因为他自己一身病得到了救治。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期间就有严重的胃溃疡，但因为战事吃紧，一直没有时间就医，入狱以后病情更加严重。此外，他还有肺结核，肾结核，以及脊椎炎。这些毛病让他一度非常悲观，认为即便自己恢复自由，也是“废人”一个。

有一次，在杜聿明洗澡的时候，管理人员发现他臀部肿大，一问，早已非常严重，晚上睡觉都痛得睡不着。管理人员立刻送他去医院检查，经诊断是肺结核引起的骨结核。

相关医护人员立刻对杜聿明进行了治疗，为了让他晚上能睡得好，针对他的骨结核和脊椎炎，还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石膏床。此外，为了让杜聿明早日康复，他每天还会得到专门的牛奶、鸡蛋和营养丰富的饮食供应。

这一切让杜聿明非常感动，他说：

“其实我在1947年就申请过去美国治疗，但因为在上海有一次对记者的谈话让蒋介石不满意了，就一直没让我去……”

另一件触动杜聿明的事，是抗美援朝。

杜聿明是第一批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最早接受了美式培训，他也是中国第一支装甲师200师的师长。深知美军实力和机械化战争威力的杜聿明，一开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极不看好，但整个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大大震撼了杜聿明，他自己后来的原话是：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5

在功德林的诸多战犯中，黄维应该是最不合作的一个了。

黄维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12兵团的司令长官，整个兵团也被称为“黄维兵团”。1948年12月中旬，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后全歼，黄维也成了俘虏。

黄维，1904年出生，江西人。图为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场景（非黄维，图片搞错，抱歉）。

初入功德林，黄维只认定一个道理：“成王败寇”。他认为共产党嘴巴上说得再好听也是假的，无非就是让他坐牢而已。

所以，黄维是所有战犯中态度最差的，功德林发生的唯一一次战犯打架事件，就是黄维引发的。

当时战犯们被要求一起组织学习，那一天的讨论题目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问题。学习小组组长是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也是最早被关到功德林的一批战犯。

董益三在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时候，一向喜欢唱反调的黄维就说，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因为这句话，黄维被组长和组员要求写检查，但他写的却是一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句话被同组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梁培璜发现，大怒之下告诉了组长董益三。按沈醉的回忆，董益三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自恃军衔和资历都比董益三强的黄维哪受得了这委屈，双方顿时就扭打起来。

黄维原本以为这次打架事件自己肯定会遭受处分，但他固然受到了批评，却发现董益三因为先动手打人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让黄维感到“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此后，虽然黄维在功德林里依旧处处“刁难”管理人员，但有一点他却只能服服帖帖：自己身体垮了。

黄维进功德林的时候，身上有五种结核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附睾结核。功德林管理人员立刻就把他送到了公安部的职工医院复兴医院去精心治疗。

当时治疗黄维结核病需要的青霉素和链霉素，都被英美国家封锁进口了，公安部是专门派人去香港和澳门帮他买回来的。为了让他的营养得到保证，每餐都是特灶，鸡蛋、牛奶和肉类每顿都有，连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断过。

黄维这些病陆陆续续拖了4年多才痊愈，他自己也知道，“好几次差不多都完蛋了”，他还知道，自己的家产“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这笔客观的医疗费用”，“若在过去，即便我是国民党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另一个触动黄维的，就是他和其他战犯一样，被允许去全国各地参观。

黄维去了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去了武汉长江大桥，感受了天安门前百万群众的欢度国庆大游行，看到了街上跑的国产“解放”牌汽车。黄维尤其记得，当时一向谨慎小心的杜聿明忍不住从人群中挤出来，钻进驾驶室，把车开了好几百米，在场所有人都鼓掌叫好。

在南京，黄维看到中山陵被维护得很好，心里还是很感动的：

“共产党对于孙先生还是尊重的，对历史也是尊重的。”

6

在功德林，当然少不了很多有意思的段子。

这帮将军平日都有勤务兵伺候，养尊处优，一开始到了战犯管理所，很多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

王陵基刚进来就四处问人一个问题：“挤出来的牙膏怎么能收回去？”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一长条。而牙膏是配额供应的，结果那一个月王陵基基本都没怎么用牙膏。他还不会刮胡子，经常把自己刮得满脸是血，最后是杜聿明每天帮他刮的。

在功德林上演过不少“还魂记”，因为解放战争期间，出于宣传目的，不少被俘和投降的国民党将领，都被蒋介石授意宣布为“自杀殉国”。原国民党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在功德林看到了曾被要求死守洛阳的少将邱行湘，大吃一惊，以为白天见到了鬼——邱行湘原来已经被蒋介石宣布“成仁”成“烈士”了。

功德林外观全貌：中央有一座八角塔楼，周围有八条呈放射型的通道，被称为“胡同”，每条通道各有两排相对的牢房。这八条通道最初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来排列的，解放后改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排列。

刚进功德林的时候，很多将军都心怀疑虑，处处小心谨慎，不敢乱说话，每次轮到杜聿明发言，他总是背诵《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发言或书刊上的话语，不加自己任何态度，四平八稳，无懈可击。

有一次有人问王耀武崇拜《三国演义》里的谁，他回答崇拜关羽关云长，没多久就惊恐地跑回来找人解释：“我不崇拜关云长，崇拜诸葛亮。”后来一问，原来王耀武怕说崇拜关云长，被人说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直到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王耀武才安心下来。

当然，也不是处处都对战犯们客气的。

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中将区长徐远举，是当年“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幕后黑手，杀过大量共产党员。在功德林，徐远举居然有一次向管理人员提出要“取消哨兵”，“进出监狱自由”，被管理人员痛斥：

“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徐远举哑口无言，后来写了大量反省材料。

文革中，黄维等军级干部被转移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等一批原国民党特务被留在了秦城监狱，造反派不断要求徐远举写揭发一些共产党老干部的材料，对此徐远举非常反感，在整个过程中坚持客观，对污蔑和造谣他人有过多次抵制，此举得到很多人的好评。1973年，徐远举在狱中病逝，没有等到特赦。

除了政治学习，不少将军还在功德林真正地“学习”。

在辽沈战役中死守锦州被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在功德林醉心学习高等数学，每天都在闲暇时间研究，他的愿望是出狱后去大学做一名数学老师；黄维一有时间就开始研究他的“永动机”，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在他的坚持下，他的设计稿还真被送到过中国科学院，直到得到被完全否定的回答后，黄维才死了心。

图为《亮剑》中被俘的原国民党暂七师师长常乃超在给李云龙的将军上课。原国民党中将军长廖耀湘在功德林潜心学习马列主义，据称能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他曾被刘伯承邀请到军事学院给解放军将领上课，《亮剑》中的情节应该就是源自于此。

功德林里也出现过一些热闹场面，比如杀猪。

国民党将领大多看不起乃至痛恨有“猪将军”之称的原国民党上将刘峙，所以他们把杀猪称为“围剿刘峙”行动。有一次杀猪，由宋希濂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一共由八位将军参与，结果还让猪跑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后被形容为“出动了4个兵团，八位将军，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越到后来，这批战犯的态度也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是永远，他们是有盼头的。

7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殊的名单公布了。

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的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俘名单，第一批共10人，分别是：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和卢浚泉。

文强没有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这也在他意料之中。但是这次特赦还是大大鼓舞了他——原来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每年都会有一批战犯被特赦，一共持续了六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战犯特赦的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第六批战犯的安置工作也做得很不好，所以特赦就暂停了。

事实上，还没被特赦的战犯都感到有点庆幸：在当时全国的那种风气里，已经特赦的部分战犯依然受到了非常多的不公平待遇，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不许冲击监狱”，他们呆在里面倒反而安全很多。所以，甚至有沈醉等一批已经被特赦的战犯，自己主动要求重回监狱。

而一些当时在功德林、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受到文革冲击，住牛棚，戴脚镣，被刑讯，遭受了比战犯还不如的待遇，一度也让仍被关押的战犯唏嘘不已，因为和原来那些管理人员感情很好，所以不少战犯还暗自流泪过。

一晃九年。

1975年，毛泽东了解到还有一批战犯在关押时，说了一句话：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当时已在病床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邓小平一起，布置了一系列工作，要求有关部门特赦全部战犯，并做好释放后的安置工作。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一时间引起轰动。

文强和黄维，都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得到释放消息的那一天，黄维热泪盈眶，失声痛哭。文强在兴奋之余，又写了一首诗：

“顽石点头实在难，几多恶梦聚心田。……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杜聿明在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黄维担任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每月工资200元；文强、王耀武、沈醉等人都先后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其他人也都在地方政协和相关单位担任了工作。

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大多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8

1985年11月，黄维重访战犯管理所。

这个战犯管理所已经不是功德林，而是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是黄维在特赦前呆的最后一个管理所。

当时黄维已经82岁高龄，是全国政协常委，享副部级待遇。他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坚决不要住给他安排的宾馆，而是要在他当初被关押的2号监室住一晚。

晚年黄维

1989年初，台湾方面向黄维发来了邀请访问。

黄维激动异常，做了很多准备，还列出了要去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还准备去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

但就在准备出发访台的前夜，黄维却去世了，享年85岁。

据黄维的女儿黄慧南说，父亲是因为太兴奋了，导致心脏病发作。

就在黄维去世前不久，他在给台湾老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