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属于哪个朝代(上海最早的时候叫什么)
王韬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
王韬
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之列。多年来，学界先进研讨王韬生平、思想、交游、创作，异彩纷呈，胜义迭出，唯对王韬与粤人交游方面尚多阙略。笔者不揣浅陋，利用尺牍、日记、诗文作一点考释，就正于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顾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甫里（今甪直）人，一生除乡居时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从香港回沪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时期、“上海后期”之分。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人率先开设领事馆，遇到最大困难是缺乏中英文翻译，不得已，请年仅15岁的广东香山人唐廷桂赴沪服务。首先跟随外商来到上海的是广东买办。香山买办吴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台达7年之久。小刀会起义的领袖刘丽川也是香山人，与吴健彰素识，起义军骨干大都是广东、福建人。开埠早期的上海，充斥着广东、福建人的身影，王韬继室林琳就是福建人。1858年底，王韬两次写信给吴健彰求助，凸显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开埠前十几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导大宗贸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1853年，《遐迩贯珍》报道小刀会起事时，说上海“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王韬自己在《瀛壖杂志》中写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近来闽人生意大衰，……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岳麓书社版第13页）小刀会起义后，官府禁止闽粤人居住县城内，粤人迁入北关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区定居。
王韬早年到上海墨海书馆“佣书于西人”，势必要接触旅沪粤商，但他此时文人习气尚重，即有交往，亦鲜记录。咸丰三年（1853）正月，道台吴健彰两个公子到上海探亲，慕名前来拜会，王韬为之题诗《双璧行赠延陵两公子》。（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第57页）这可能是王韬最早与粤人往还的记录，这首诗纯属奉承性质。承珠海市吴流芳老师赐知，此次拜会王韬的，是次子吴家珍、三子吴慰祖。吴家珍（1831-1889），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浙江候补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备道；吴慰祖（1837-1886），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吴健彰为最早赴沪的香山买办之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超擢苏松长太道即“上海道”，小刀会起义爆发时被捕，潜逃得脱，清廷以“通夷养贼”罪名将他革职拿问，仍令其带罪效力，“筑别墅于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对吴氏没有好感。弢园尺牍里面有两封致吴健彰书信，出版时改题为《上某观察》、《岁暮干人书》，与日记相对照，可知均系咸丰八年（1858）年底所书，目的是请求借贷以度岁。这一年年底，王韬欠账太多，不得不向这个“名教罪人”求助。信中说，上海地方人士拟重修县志，本人已有《瀛壖杂志》初稿，希望“赐以刻赀”，又提起1853年为吴氏两公子题诗一事，希望吴健彰念及旧情，资助印书费用。不知为何，吴健彰没有理睬。
腊月二十七日，王韬见杳无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书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幸勿指取求为瑕疵而诃干请为多事也。”吴健彰仍置诸不答。王韬在当晚日记中说，小刀会起事，吴健彰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纵容闽粤无赖之徒，“以致此祸”“沪人衔之次骨”，这次不肯借钱，将来上海县志“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日记中说前一封信“有挟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吴健彰重视身后名声，不要因小失大。借不到钱，王韬有恼羞成怒的感觉，这段话似乎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但两人并未断绝关系。次年5月，“吴道普观察有书从吴门至，言《瀛壖杂志》已在荷汀司马处，修邑志时定当採入也。”此后仍与友朋数数谈及，1860年7月还观看了吴健彰阅兵。
吴健彰画像
同在1853年，广东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书籍印刷事宜与王韬多有接触。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图谋潜入天京，到上海尝试突破封锁线，屡试不果，入墨海书馆协助译书，与王韬一起工作。洪仁玕是当时最为大胆新颖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办报纸、兴银行、修铁路、设邮局等改革举措，可谓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此后王韬提出的各种改良思路，只有少数能越出《资政新篇》的范围。出于政治禁忌，王韬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不敢承认洪仁玕对他新思想形成的启发。与洪仁玕的共事经历，使王韬对太平天国产生好感。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书馆艾约瑟，约他在苏州见面，“坚邀余去，余固辞不往。”（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第479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王韬这一次拒绝了邀请，第二次则欣然前往。次年2月，王韬在艾约瑟陪同下来到天京，这三人都是墨海书馆的“同事”，会面情形似未留下详细记录。1862年2月，王韬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被官府发现后流亡香港。王韬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对他影响最大的粤人。
1860年之前，经龚自珍之子龚孝拱介绍，王韬结识了宝顺洋行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学时）。曾寄圃从商之余，雅好经史诗文，出巨资请龚孝拱重注六经，常跟龚、王二人讲论学问。曾寄圃是汉口开埠的重要人物，笔者与钟元泽另有专文探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寄圃推崇备至，自承由曾氏介绍结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由李善兰力荐于曾国藩，得以完成资送幼童留美伟业。
粵籍洋务官员
弢园尺牍中，致粤籍洋务官员的书信占据显要地位。初步统计，给天津海关道、驻美公使郑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台、福建巡抚丁日昌6通，黄遵宪4通，日本长崎理事官（领事）余瓗3通，闽浙总督何璟、清廷驻扎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上海道台吴健彰各2通。本文将捐纳入官的企业家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列入“粤商”类别，不作“洋务官员”处理。
定居香港后，王韬与上海道冯焌光（广东南海）、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广东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广东顺德）、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广东吴川）等洋务官员有不少鱼雁往来。游日期间，与何如璋（广东大埔）、黄遵宪（广东梅县）诗酒风流，颇多酬唱，这方面学界已有一定探讨。
这些洋务官员多数属于李鸿章系统。丁日昌为李鸿章极其赏识的老部下，冯焌光、郑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鸿章重用的粤籍官员。所谓洋务运动，曾国藩发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桢积极响应，但仍以李鸿章最为重要。新型洋务企业吸收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杰出的粤籍买办。王韬流亡香港时期，通过黄胜结识丁日昌，透过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务官员。《弢园尺牍》及续编里面，阐述改良思想比较系统的信件，大多是写给这些洋务官员的书信。王韬与洋务官员有频繁互动，毫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顿下来，有赖两位“粤工”的切实帮助。
郑藻如
“粤工”屈昂、黄胜
王韬初到香港，供职于英华书院，协助传教士理雅各将中国经典译为英文，书院的印刷技术专家屈昂、黄胜，帮助王韬适应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笔者冒昧使用“粤工”一词，用来指称晚清率先掌握新技术的粤籍工程师、技工。曾经留学美国的黄胜，从现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师，屈昂则是印刷技师。
1861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将领“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献计，次年被发现，遭清廷追捕。他躲在英国领事馆里面135天，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安排登上轮船，前往香港避难，对接的单位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华书院。
10月11日，王韬安抵香港，从码头前往英华书院，首先见到年届八十的屈昂老先生。“余来港一人未识，贸贸然至。初入门，即见屈烟翁，把臂欣然，欣旧识之可恃。蒙其导见，理君特为位置，理君仅解粤音，与余不能通一语，非屈翁，几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初至，即赠眼镜，无以为报。”（《日记》第488页）
抵港第三天，“屈烟山先生假余银，命购袜履，同往小楼啜茗，几案间多设饼饵，亦可食。烟翁年八十，精神瞿铄，七十二外连举三雄。于咸丰三年曾至上海，居于雒颉医院，与予相识。烟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怜维琳处，福音传于粤由此老。”（《日记》第487）屈昂古道热肠，考虑到王韬身无分文，借钱给他买鞋袜，还带他到粤式茶楼饮茶。
屈昂（Wat A-gong），也写作屈亚昂、屈阿昂，广东人，1832年左右在澳门向伦敦传道会马礼逊学习近代印刷术，据称为“中国掌握石印技术第一人”，1836年前往马六甲，1844年随理雅各定居香港。1853年，屈昂赴沪工作，与王韬认识。屈昂在上海学会官话，能给理雅各、王韬充当翻译。王韬只会苏州话与官话，不会英语；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会讲粤语不会官话。
黄胜为容闳同学，留学美国，回港从事印刷工作。1863年黄胜编译了一本书《火器略说》，由王韬润色，丁日昌曾想罗致黄胜入幕，黄胜没有答应。王韬曾替黄胜草拟致李鸿章、丁日昌书信多封。《循环日报》创办的契机，是黄胜得知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铅字准备出售，粤商领袖梁安刚好卸任东华医院主席，遂发起集资买下，用以创办《循环日报》。王韬能在香港大放异彩，黄胜和梁安的帮助可能最为重要。
黄胜
认识到屈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工人，黄胜为第一代印刷工程师，并非无关紧要。近代西方技术传入中国，首先是印刷术，然后是船舶修造。屈昂最早掌握了这门新技术，并在香港、上海两地加以应用与传播。黄胜受过程度较高的英文教育，不仅学会了操作技能，还掌握了技术原理，能控制整个工作流程并加以改进完善。这种人才，在当日来说是十分稀缺的。《循环日报》的创办，离不开黄胜的技术支持。
文人与大绅
王韬以逃犯身份避居香港，粤省著名文人学者避之则吉，不愿与之打交道。同治至光绪前十年间，羊城学人大致以“四大山长”为代表，如菊坡精舍陈澧、越华书院叶衍兰、应元书院李文田、羊城书院罗家勤。这些人物，王韬游广州时都无缘得见。从正统角度看，王韬在省港两地结交的文人都难称名士。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一书，已对该报同仁张宗良等有所考述，不再重复，此处只谈广州文人梁鹗，以及西关大绅伍绍棠、梁肇晋。
弢园尺牍中，先后有《寄梁志芸茂才》”2通，《与梁志芸孝廉》1通，显然为同一人，茂才即秀才，孝廉则是举人古称。《王韬年谱》考出此人名“梁鹗”，籍贯、生平则没有交代。1872年，梁鹗写成《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刊登于《香港近事编录》，行文汪洋恣肆，气概雄浑。该文经由陈桂士、冯普熙两位香港粤商请求而撰写。陈桂士世居广州，营商香港，王韬与梁鹗结文字缘，可能出自这位陈家祠创始人牵线。1876年王韬《遁窟谰言》一书即将付刻时，写信请梁鹗为之作序。
得吾友康志斌惠赐科举史料，结合宣统《南海县志》可知，梁鹗（1851-？），字施普，字荐云，一字志芸，广东南海县盐步乡人，光绪己卯（1879）举人，后改名梁芝荣，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一百二十三名进士，授工部主事。百日维新期间，梁芝荣曾奏上《请设保商会以振国势折》。“与梁志芸孝廉”一信，内称“沪上重逢，酒边话旧”“君年四十，我已六旬”，可推测该信写于1890年春，梁氏入京会试途经上海，两人得以重逢。
梁芝荣会试录，康志斌供图
晚清广州西关大绅，多为十三行巨商后代，普遍通过科举或捐纳取得功名。他们祖上亦官亦商，鸦片战争后他们又以“大绅”著称。《杜凤治日记》常常提到的是伍家、梁家、易家。弢园尺牍里面收录了与梁少亭主政3通，与伍子昇郎中1通，这两人都是名声显赫的西关大绅，家财既富，喜欢寻花问柳，带王韬出入风月场所。
伍子昇即伍绍棠，十三行总商、“世界首富”伍秉鉴之孙。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伍家遭受重创，大不如前，仍是巨富之家。伍绍棠通过捐纳得到“候选郎中”虚衔，其人风流成性，可由王韬日记得到证实：“香海小凤校书，绰约多姿，伍子昇郎中喜之，携至羊城，居于别墅。”（《日记》第619页）伍绍棠游香港，看中王韬认识的妓女小凤，带回广州，置之别馆，王韬特地赋诗相赠。从伍绍棠之子伍垣孙的全家福照片看，1900年伍家仍然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
1900年伍垣孙全家福
梁少亭即梁肇晋，十三行天宝行梁经国后代。梁氏在十三行时期比伍家来说声势稍逊，但家庭教育极为成功，连续几代都有人考取进士、举人，官运亨通。第二代梁同新、第三代梁肇煌父子先后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梁肇晋也官至礼部主事，第四代梁庆桂考中举人官内阁中书，第五代梁广照官至刑部主事，第六代梁嘉彬、梁方仲与第七代梁承邺均为著名学者。
致梁肇晋第一书谈论中俄伊犁条约，痛陈朝廷举棋不定，大约是1882年事；第二书大谈“穗垣小住，得聚云萍”“寻花问柳，具有前缘”，显见王韬此次游穗，梁肇晋、伍绍棠均作过东道主。《王韬日记新编》收录了1886年梁肇晋致友人书片断，说王韬“蔼然可亲”，全因“臭味之相投”。这三人喜欢同入花丛，从今日标准看，可认为是损友而非益友。
“粤将”
王韬给武将方耀、方勋兄弟的信达到12封之多，跟他鸿雁往来的还有候补参将李林桂、都司黄添元（黄捷三）、千总罗祺（罗介卿），显得十分反常。笔者将《杜凤治日记》、《循环日报》报道与书信相印证，认为王韬与武人的交往，除了“友谊”之外，还有利益交换的考量。方耀兄弟、黄添元、罗祺这些掌握实权的武将，在晚清军事、治安体制下，都发了大财。按当时的南海知县杜凤治所言，方耀“家资近百万。”（《杜凤治日记》第4898页）晚清带兵将领克扣军饷自肥已成惯例，方耀清乡时责成地方士绅筹集剿匪“花红”（奖金），没收所谓“匪首”财产，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负责广州城治安的黄添元、罗祺，收取赌规及其他陋规数目也甚可观。
《循环日报》创办后，一直用显要版面报道粤省官场动态。据《杜凤治日记》，粤省督抚藩臬高官评价、黜陟下级，经常会参考港报报道。武将奉承王韬，历有馈遗，是希望王韬不要发布他们的负面报道，多作颂扬，以求稳固自己的位置。清代言官可“以风闻入奏”，这些劣迹斑斑的武将若被奏上一本，难逃处罚。
1887年，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奉旨入觐，来回两次在上海停留，王韬致信称“韬获识阁下二十年”，可知两人约相识于1867年。信中，王韬恭维方耀“行军、剿贼、治民、除莠、濬河、筑堤、办海防、建炮台、设义学、创书院，武功文教，彪炳耳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表彰方氏的“丰功伟烈”，使之青史留名。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晚清名将如云，相比之下方耀显得星光黯淡。咸同兵事的重心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光绪初年的重头戏是收复新疆，方耀只在两广地区作战，很难获得太多关注。然而，若跳出“单纯军事观点”，则方耀的角色足够独特。笔者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确认方耀是张之洞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推动者。19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祁发现，“张之洞承认其对煤铁为工业之基础的认识是得自粤提督方耀”；另一台湾学者苏云峰指出，方耀“屡与张之洞详谈，建议在广东自炼钢铁，张采其建议。因此张氏对于煤铁方面的知识，可能得自方耀”。两位学者依据零星史料作出的判断，得到社科院所藏张之洞档案的证实。
方耀（1834-1891），字照轩（兆轩），潮州府普宁人，少年时代随其父方源办团练，镇压广东各地天地会起义，率领“潮普勇”迭立战功，高升至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
方耀画像
方耀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在对付会党、械斗方面确有一套，深受历任两广总督宠信。方耀乐意接受新事物，作风开通，几乎每次上省城都会在香港停留，1883年升署水师提督后，经常从虎门驾船赴港，跟旅港粤商交杯换盏，利用手中权力为商人提供方便，甚至合伙做生意。粤商何献墀投资大屿山银铅矿，内中有方耀的不少股份。张之洞设立矿政局，港报认为是听从了何献墀的建议，笔者相信这份条陈是通过方耀呈递给张之洞。张之洞办理粤省海防，对方耀倚畀方殷，赏识有加，方耀若在转递条陈时力加说项，效果完全不同。
方勋（1839-1889？）字铭山，方耀四弟，光绪三年受命率队赴台湾剿办番社“叛乱”，以战功授福建候补道，加布政使衔，故王韬尊称为“方铭山方伯”。1884年，方勋奉张之洞之命率领潮普军援闽，参加马江之战，其部下负责保护船厂，“闻警先逃”，曾遭弹劾。
从1867年开始，王韬结识方耀，时有书翰往来，状极亲密。王韬的钱物帐，记录1885年“入方兆轩三百五十两，入方铭山四十两”。这两笔钱，名义上算是资助王韬的出书费用，实质仍是馈赠。《理雅各传》披露，王韬为英华书院工作，每月得到的报酬只有区区20圆。方耀一次给王韬350两（约合486圆），无疑是出手大方。笔者浏览所及，发现《循环日报》对方耀的报道都很正面，有时还出现十分夸张的谀词，反过来或可证明，方耀给王韬金钱上的馈赠，是一种“投资”。1881年4月6日，《循环日报》称“潮州自方照轩军门莅任以来，除暴安良，兴利除弊，前此犷悍风俗已为之一变”，将残酷的清乡行动写得如此清新脱俗，有违新闻伦理的客观中立原则。同年8月19日，该报报道方耀赴汕头调解海关洋税务司与商人的矛盾，附带评论“军门为潮郡七县物望之所归，一言重于九鼎，任天下事且不难，何况此区区细故哉”。从新闻报道原则看，这种评论毫无必要，刻意揄扬很不正常，令人生疑。
1873年，王韬游广州，方勋盛情款待，席间问起越南局势，回港后复信，剖析形势，认为反清失败避入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无足虑，法国才是“真心腹之患”。1879年东游日本归来，王韬写信给方勋，分析俄、日崛起，将危害中国安全。伊犁事件发生，崇厚使俄立约，中国吃亏，聚讼盈庭，王韬致函方勋，认为最终仍出之于“和”。王韬以报纸主笔身份，帮方耀、方勋兄弟剖析国际形势，频繁地提出富国强兵的具体建议，丰富了他们的西学知识。方耀重视开矿冶炼，或也与王韬的熏陶有关。
1887年10月22日，王韬自记“同方铭山、梁子修、李林桂到西园小啜。晚，款方军门于中和园……”李林桂是方耀安插在香港的坐探。《弢园尺牍续编》收录了一封《与李林桂参戎》：“去冬文旌莅沪，相见欢然，握手道故，重诉生平，以廿年之老友，十载违睽，而得见于春申浦上，跌宕于花天酒地间，……弟惟愿照轩军门移节北来，或开府吴中，或驻旌白下，俾弟得以老部民扶杖而观德政，与足下长相聚首。”王韬说，希望方耀能够调到苏州、南京任职，这样可以跟阁下时常聚首。“参戎”是对参将的敬称，可知李林桂从香港释放回粤，被方耀提拔为候补参将。
李林桂原籍潮州，在香港长大受教育，英文水平不错，当过香港警察裁判法庭的潮州话翻译。1874年，李林桂受方耀、方勋指使，勒索孙中山同村富豪杨启文兄弟，被香港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在香港臭名远扬。1885年，方耀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港督宝云，特赦李林桂。1887年秋冬，方耀奉旨入觐，李林桂随方耀到上海。他是方耀、方勋兄弟心腹，即使品行不端，王韬也加以奉承。
港报报道李林桂
弢园尺牍中，有一通写给黄捷三副将即黄添元。黄添元，广东南海人，曾隶方耀麾下，参与围堵南下闽粤的太平军馀部，因镇平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曾署理广州城守中军都司，加副将衔。信中，王韬替一位在贵州任职的“丁访廷少尉”请求黄添元金钱上的帮助，显示黄副将饶于资财。另有一通“与罗介卿守戎”，写给广州西关千总罗祺。这两个中级军官，都是直接负责广州城治安的武员。王韬数次游广州，与这两人深相结纳。各种蛛丝马迹表明，王韬跟他们在金钱方面能敞开谈论，应该存在着利益交换。
1874年8月6日，《循环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盛赞罗祺：“罗君巡防甚为得力，所以中外士人无不交口称之，如出一词。罗君之为人也，才干明敏，胆识优长，而又审慎周详，为地方不可多得之员。”在致罗祺书信中，王韬谈论自己经济状况，又似有所暗示：“而犹可笑者，孔方兄有绝交书，阿堵物无招致术也。送穷文就，避债台成，亦可聊自解嘲，藉作消遣。”
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校《杜凤治日记》，给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晚清广州西关在豪绅庇护下，一度赌风甚炽，按察使看到事情闹得太不像话，拟将西关千总何雄陞撤任，南海知县杜凤治趁机推荐罗祺复出，称罗祺“为人尚知好歹，正壮年巴结之时，任西营最久，财已发过，……如罗祺复任西关，地摊可决其必无有也。”（《杜凤治日记》第4448-4449页）杜凤治深知，负责西关缉捕的武官几乎无官不贪，他推荐罗祺的原因，一是能力较强，二是“财已发过”，意思是已经“吃饱了”，不至于过分贪婪，愿意尽力维持西关治安，肃清有碍观瞻的“地摊”赌博。1883年，因西人殴毙、殴伤国人未得相应惩处，大批广州民众冲入沙面租界，焚毁洋行楼宇多座。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广东当局命罗祺组建西关“捷字营”保护沙面安全。
沙面捷字营亲兵
港沪粤商
王韬在“上海前期”交往的粤商较少，他放开胸襟与粤商亲密接触始于香港。笔者曾指出，《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主要股东是香港粤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他们聘请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据《理雅各传》记载，到1873年，理雅各告别香港回英定居，意味着王韬开始处于“失业”状态。香港粤商集资创办《循环日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更高平台。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中，注意到王韬与黄胜、张宗良、洪士伟、洪孝聪、陈霭亭、何启、伍廷芳等口岸“新人”的关系，对他与商人的交往未予太多留意。柯文引用了冯普熙的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如何由弱转强，但没有提到作者名字，不了解这个作者正是《循环日报》老板之一、香港商界领袖冯普熙。这是一种视角缺失。王韬对发展近代工商业提出了多方建议，除了他在欧洲、香港的观察阅读，与工商人士的深入交往也应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王韬日记中留下了甚多粤商身影，如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兴公司驻伦敦经理刘绍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陈树棠，还有三大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
据王韬日记，光绪元年（1875）大年初一，“天气晴朗，饮于招雨田寓斋”。正月初一阖家团聚，考虑到王韬在香港没有亲戚，粤商招雨田请王韬到他家饮酒庆贺新春，藉以排解王韬的思亲、思乡之情。招雨田为当时香港金山庄、南北行领袖。招成林（1829-1923），字雨田，佛山澜石石头乡人，14岁只身赴港谋生，先受雇于人，后合伙开办“祥和栈”金山庄，从事国际贸易，继而独立创办“广茂泰”南北行商号，兢兢业业，渐成巨富。招雨田热心公益慈善，多次出资修筑家乡水利设施，为“南海中学”创始人之一。1873年，招雨田当选东华医院主席，是继梁安、莫仕扬之后的第三任主席，显示雄厚的实力。1879、1889年，招雨田又两次出任主席。
光绪二年（1876）正月，“唐景星廷枢、陈苃南树棠来访，剧谈开矿事宜，良久始去。”唐廷枢为近代著名企业家，所开创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开滦煤矿）至今仍广为人知。王韬时时处处留心新生事物，但毕竟仍是纸上谈兵，唐廷枢却是开平煤矿开创者，他“剧谈开矿事宜”，这些真刀真枪的矿业专业知识，对王韬当有一定帮助。陈树棠，广东香山人，早年在上海充茶叶买办，1872年任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1878年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883年起为驻朝鲜总办商务委员，总管中国在朝鲜的外交、通商事务，也即袁世凯的前任。
同年二月初五，“刘述庭绍宗观察来访，话山西集赀平粜事”；二月初九日，“晚，小宴于以雅以南别墅，唐景星观察为东道主，同席刘述庭、梁小牧、彭芳圃、伍秩庸。”刘述庭即刘绍宗，广东香山人，早年曾充琼记洋行买办，继任招商局汉口分局总办，1882年代表肇兴公司常驻伦敦。彭芳圃，即彭炳辉，金些厘洋行买办，热心慈善事业，1872年参与发起创办广州爱育善堂，1873年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
1882年，王韬回上海、苏州探亲访友，1884年暮春正式回沪定居，与旅沪粤商徐润、郑观应、陈辉廷、梁金池、徐秋畦保持密切交往。陈辉廷即陈猷，新会人，《香港华字日报》创始人陈霭亭九弟，担任轮船招商总局高管数十年；梁金池，即梁宝鉴，香山人，在沪任禅臣洋行买办，为当日《申报》唯一的华人董事；徐秋畦，徐润堂弟，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石印书局。可以想见，这些具有丰富工商业经验的商人，给王韬提供的是有关经济近代化的实际知识，比通过阅读所得更为直接而具体。
陈辉廷
有趣的是，王韬的钱物帐记录了1883年“存徐雨之处银一千两”，这是旧时一种理财方式，也即现金不存入银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里生息，证明王韬对粤商徐润信任有加。王韬“上海早期”的日记，多处出现囊中羞涩的记载，香港时期的日记书信中则不太明显，笔者认为主要是他经常得到香港粤商、粤将的佽助，在受聘出任《循环日报》主笔之后，薪金、花红以及“灰色收入”也水涨船高，上海前期的窘迫至此一扫而光。
广州陈李济是全国四大药号之首，比北京同仁堂、武汉叶开泰、杭州胡庆馀堂都早。1889年，陈李济负责人陈翰藻（陈吉垣）到上海开设分号“广福林”，持西关大绅伍子昇介绍信前来拜会。（《日记》第728页）此行纯属礼节性的“拜码头”，象征意义则极重要，意味着粤中商界领袖了解到，文坛巨擘王韬乐意与商人交往。
上海棋盘街广福林
小结
1894年秋，当日还籍籍无名的孙中山准备上书李鸿章，由郑观应介绍，在上海拜会了王韬，据说王氏帮孙中山润色了文稿。这是王韬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粤人。会面是里程碑式的，象征着改良走到尽头，革命派行将崛起。
晚清时期崛起的新工商群体，以不懈努力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粤商、粤工是其中先驱者。上海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是“香港船王”郭松在虹口开办的船厂，1858年虹口各船厂“粤工”集资建了一座鲁班殿，可想见其人数之多。传统的“文人视角”倾向于轻视工商人士，《王韬年谱》对他与官员、文人的往还记载甚详，但几乎不涉及商人，诚为憾事。王韬前后在香港居留近20年，旅英2年有多，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愿意“降尊纡贵”与工商人士交往并留下记录，在同时代文人中实属难得。
笔者认为，应跳出固定视角研究人物关系圈。王韬与江浙士人、粤人的交往模式，呈现较大差异。他与粤商、“粤将”的交往带来了更多经济利益，大大拓宽了视野，使他的改革建议更加趋于务实，这是王韬特别突出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王韬与粤籍武将之间的“利益交换”，显示中文报业初创时期，就已出现利用媒体权力牟取不当得利的情况，这是报业史研究不可忽略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