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一贯钱名义上应该是1000文铜钱，但实际上达不到这个数量。也就是说，一件标价一贯钱的商品，用比如900枚铜钱就能买到。当时这种现象被称为“除陌”或者“短陌”。“陌”就是百的意思，“短陌”就是不足一百。
【这是唐王朝无法解决铜钱供应量不足问题的一种妥协】“除陌”现象不但民间一致接受，连唐王朝政府也认可，甚至如规定标准度量衡一样，由皇帝下诏书确定一贯钱的具体数字，相当于铜钱的官方牌价。史书上最早出现这方面情况的记录是盛唐时期的天宝九载，唐玄宗规定了一贯钱是980文。这是官方在努力恢复一贯钱等于1000文失败后的结果，有一定滞后性，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早于天宝年间。之前由于没有史料记载，不确定开始出现的确切时间，也许初唐李渊、李世民当皇帝时有过足额的时候。这种现象的出现，代表着铜钱供应量不足问题已经迫切需要解决了。在中国古代，铜钱既是一种货币，同时又是一种商品，尤其是含铜量较高的官方铸造铜钱，往往是抢手货。普通百姓手中铜钱流通很快，但大户人家往往会把铜钱囤积起来，或者等待升值，或者索性重新熔铸成铜器，这样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结合在此之前开元初期宰相宋璟所做的整治“恶钱”行动，能够更加清晰的梳理清楚其中的脉络。所谓“恶钱”，就是市场上流行的劣质私铸货币的统称。在铜中掺杂大量的铅、锡等低价值金属，私铸者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其中，有人是家里有矿，更是不乏有人把市场上流通的官方铸造铜钱融化后再加料私铸，加剧了铜钱供应的不足。宋璟的方法是想通过坚决打击私铸行为、禁止“恶钱”流通来杜绝私铸现象。但这种经济问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效果不佳，不但得罪了铜钱私铸最大受益者——大批权贵阶层，他们暗中反对使矛盾都集中在宋璟一个人身上，这是宋璟罢相的原因之一。而且，经济规模扩大带来的对铜钱这种货币的需求又越来越高，在金属铜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下，打击私铸没有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宋璟的行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说明朝堂之上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唐王朝索性官方重新调整了铜钱的币值，明文规定980文等于一贯，相当于整个铜钱的供应量增加了2%，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荒”问题。这仍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盛唐时期虽然经济繁荣，但李隆基的国策很多都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这就是古人的历史局限性，经济理论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开元盛世的背后）
但毕竟是解决问题了，这样对挣一文花一文的普通百姓影响不大，他们的收入和日常开销都是几个、十几个铜钱这个数量级，一文仍然是一文。普通百姓发现，不但市场上流通的恶钱少了，自己甚至还能占到一点点便宜，多年积攒下来的5000文铜钱，在买标价5贯的房子的时候还能剩下100文。对大商家或者权贵就有利多了，大商家从普通百姓手中收上来1000文，在交税或者大额采购的时候，只需要花出去980文，相当于平白增加了2%的纯利润。同时，这些人家中往往储备了大量铜钱，直接升值2%。这个利益与私铸铜钱的暴利相比是少的多，但这样不犯法，所以影响力最大的各种利益集团同样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甚至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恶钱的流通，对于维护商业秩序是有利的。于是，从盛唐开始，这种不足额的贯一直沿用，直到唐王朝灭亡。
【“除陌”程度与王朝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盛唐是唐王朝最富裕的时期，这个问题还不算严重。后来到了中唐穆宗时期，一贯已经降低到了920文，相当于铜钱供应总量被迫提高了8%，是盛唐时期的四倍。晚唐武宗时期，虽然仍然是920文，但唐武宗规定了5贯以上的大额交易其中一半要用锦帛替代，相当于明确了锦帛在大额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属性，进一步减少了铜钱的使用量。唐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唐哀帝，虽然是朱温立的傀儡皇帝，但也能代表唐王朝发号施令，曾经下过850文等于一贯钱的诏书。这个时候，铜钱供应总量已经被迫提高了15%。明显随着唐王朝走向末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就越发虚弱。等到之后的五代后唐就是800文，后汉是770文，政治环境越是不稳定，经济受到的影响越大。五代之前的一个大分裂乱世是魏晋南北朝，南朝梁时期甚至境内各城市情况都不同，京城是900文，其他城市有的是800文，有的是700文，到了南朝梁末，已经降低到了350文，货币制度已经彻底混乱。到这个时候，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甚至会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商品交换阶段。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到宋、元、明、清、民国，凡是用铜币等贵金属作为交易货币的，金属铜本身价值高于一枚铜钱价格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无法避免。
【“除陌”和“除陌法”，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了解唐代经济的时候，还有一个“除陌法”的概念，就是大额银钱往来过程收取的手续费。“除陌法”与“除陌”名称相同，所以特别容易混淆，实际上完全不同。中唐德宗时期，当时是唐王朝著名奸相卢杞执政，一个叫赵赞的官员提出了这个办法，范围包括商品贸易方面，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银钱往来。额度先是2%，第二年又提高到5%。由于交易税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大，所有的商业买卖都要受到影响，2%就已经暗潮涌动，到5%时就已经无法控制。于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兵变把唐德宗撵出了长安，史称泾原兵变，兵变的背后，肯定有因“除陌法”而利益受损害的人支持。这也说明，古代皇帝虽然是集权统治，但只要影响到其他人利益，就会受到反弹，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似乎毫无预兆的突发性事件。从一切都是阴谋论的观点来看，只要找到最大的得利者，每件事情都能解释清楚。最典型的是明朝，几个试图削弱文官集团权力的皇帝都是壮年暴毙，美国也有几个死于精神病枪下的总统。
唐德宗之后取消了这项交易税，但缺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名臣李泌就改良了“除陌法”，只保留了官方大额往来银钱的手续费，包括地方政府行政开支、官员工资等，不再包括民间商品贸易。于是，最大的反对力量没有了，这种方法得以一直存在到唐末，成了唐朝中后期皇帝手头的一项固定资金来源，解决了不少问题。甚至皇帝遇到临时性的事情，包括需要临时增加军费，都会提高“除陌法”的比例，最高的甚至达到8%到10%。好在这笔钱与普通百姓无关，与权贵也没有直接关系，官员们工资少了10%也能接受，毕竟他们还有其他来钱的途径。于是，非足额铜钱的“除陌”和收取手续费的“除陌法”两个概念同时存在，并一直延续到唐王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