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圈地是指清朝初期,八旗子弟入关后骑马以圈定土地归属的现象。圈地运动实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农民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部分成为农场的雇佣工人流入城市,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大量的自由劳动者。
顺治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
随着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了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问题,清政府决定在北京附近圈占土地。清初的圈地运动始于顺治元年(1644),彻底废除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的八旗子弟,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作为畿辅重地的任丘,必然也被列入清政府圈地范围。
所谓跑马圈地就是指清初的圈地运动,它是指八旗子弟入关后,用骑马方式来圈定土地归属的现象。也是清廷纵容满洲贵族圈地占为已有,聚敛财富的一项土地政策。
清初跑马圈地时期,获得土地最多的是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衮和康熙初年“顾命大臣”鳌拜。
畿辅地区真正大规模圈地有三次。分别在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年九月和四年正月。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主要在环京都地区大量圈占土地,除占有明代皇庄以外,还掠夺大量民田。
顺治二年(1645)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顺治四年(1647)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四十二府。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垧零九亩。
根据圈地令,旗人携绳骑马,跑马圈地。更有甚者,为在一定时间内尽量多地圈地,给马灌入药物,任其驰骋而死。
《八旗通志·田亩志》记载:仅康熙年间,旗人在任丘就有五次较大规模的圈地。它们分别是:康熙三年(1664)至二十三年(1684),拨约正红旗三百九十三顷四亩。
康熙十三年(1674)至五十年(1711),拨给各旗人共五十三顷五十亩。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三十九年(1700),拨给镶黄旗九顷。康熙二十二年(1683),拨给镶红旗五十七顷九十亩。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五十七年(1718),拨给正黄旗三百五十二顷五十四亩二分。
乾隆《任邱县志》食货记载,明朝末年,任丘县土地共有八千八百二十顷零五十九亩有奇。跑马圈地后,被圈占土地八千一百零四顷九十三亩有奇,剩余六百一十五顷零六十六亩,93%的土地被旗人圈占,由此可见跑马圈地在任丘的状况是多么严重。
大董各庄的汪姓,也是这一时期迁入的。《清朝通志·氏族略》载:汪,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刘庆华《满族姓氏录》称:清满洲八旗瓜尔佳氏、完颜氏等都有改姓汪的。鄚州的邓姓同样也是满洲人,在顺治年间来到任丘。此外,中华路办事处的谢刘场村《刘姓家谱》记载:其祖先于顺治年间迁入任丘,为正红旗。
随着旗人在任丘的跑马圈地,土地大部分论为旗人所有。原有任丘土著居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甚至房屋,他们被迫流离失所,出现了“出无可耕之田,入无可栖之室”的社会现象。
有的被迫成为旗人奴仆。清末学者王先谦在《东华录》中写道:“……失其田园,别其故墓……妇女流离。哭声满路。”真实反映了被圈占土地农民的悲惨生活。
跑马圈地虽然安置了入关的满清贵族和八旗官兵,解决了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使其在战场上更加勇敢。但是圈地后,很多农民的田地、房屋被占,致使其流离失所,部分汉族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成为佃农,或流亡他乡,出现了大量流民和乞丐,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使部分迫于生计的农民投入反清运动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