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情节概括(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性格:1,嫉恶如仇,侠肝义胆,豪气干云。2,辨别真假,知进退。不为表象所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肚饥一人孤单时,斗不过贼人,及时止损,以退为进。饱食后,寻的帮手史进,两人联手终于击杀贼人。3,救人于水火,仗义疏财,给弱女子生路。4,思虑周全,粗中有细。为绝后患,烧了瓦罐寺这个藏污纳垢的贼窝。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二月的故事。书中说,鲁智深第一次大闹五台山后,过了三四个月,忽然天气暴暖,是二月天气。憋了很长时间的鲁智深,因为听到了山下传来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便又私自下山了。
花和尚这番下山,先去了“父子客店”间壁的铁匠铺,定制了一把戒刀,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六十二斤禅杖,说的是自嘉佑三年(1058年)误走妖魔,到宣和元年,正好是六十二年。
施耐庵之所以这么写,就是隐喻宣和元年正月时,宋徽宗下“革佛诏”革佛。鲁智深在这个时候大闹五台山,就是给宋徽宗充当了打手帮凶。
这一番折腾后,智真长老便把鲁智深打发去了东京大相国寺。在去往东京的路上,鲁智深烧掉了瓦罐寺。
那么,这个故事又讲的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鲁智深再次帮了宋徽宗,破坏了佛教呢?
恰恰相反,火烧瓦罐寺的故事,说的是鲁智深对宋徽宗禁佛毁佛的反击,宋徽宗的“革佛”闹剧就此终结。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徽宗“革佛诏”是怎么回事
赵佶登基后,逐渐开始学习祖上宋真宗迷信道教。至政和年间,宋徽宗崇道愈演愈烈,政和六年,给玉皇大帝上徽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宋徽宗册己为道君皇帝,自称上帝长子。
宋徽宗大兴道教,开始打击佛教,宣和元年正月下“革佛诏”,诏曰:
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
佛被降为道教的金仙,佛以下的罗汉、菩萨也都降为仙人、大士。和尚不能再称“僧”,而要改称“德士”,自然要比道士的地位低。由于佛没了,释家弟子就要像道士那样,以姓氏相称。
除了限制佛教外,宋徽宗还大肆搜罗与道教经典相抵触的佛经予以烧毁,寺改为宫,院改为观,自然就不能再挂寺院的额匾了。所有僧尼都不得修佛经,要入道学,改穿道袍……
东京的一些僧人极力反对“革佛诏”,声言要进行辩论。宋徽宗便指令杖杀了明觉和尚等七名僧人。
这些历史真实,都被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中。
鲁智深原本应当叫释智深,佛门省却释家姓氏,智真长老便只称这个师弟为“智深”。“鲁智深”其实也隐藏着宋徽宗的革佛历史。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砸烂金刚,亵渎参禅念经的选佛场。而鲁智深这番闹腾,是因为吃了狗肉,怀揣狗腿。施耐庵这样写,说的正是宋徽宗革佛运动对佛教的破坏。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属狗。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说的就是这段历史,而在去往东京大相国寺路上烧掉瓦罐寺,也是一段真实历史的写照。而且,施耐庵不但是隐写了宋徽宗的革佛历史。
火烧瓦罐寺究竟是何隐喻
话说鲁智深从桃花山滚了下来,大约走了五六十里,便望见一座寺院。这是一座破败的寺院,书中写道:
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
鲁智深原本是不识字的,不知是念了佛经还是入了道学,如今却能识得“瓦罐之寺”这几个字了。书中继续以鲁智深的视角,交代瓦罐寺的景象,说这是一座古寺,入了寺门,“虽是大剎,好生崩损”
这一段交代,还是与“革佛诏”有关,寺院都改为道观了,瓦罐寺的牌额肯定也就“昏”了。一座偌大的古寺,变成了一座荒庙。
鲁智深走进瓦罐寺中,接下来的故事,便更有意味了。
因为肚中饥饿,花和尚便直接找到了行脚僧人的接待站“知客寮”。谁知,知客寮也是大门紧闭,上了锁,锁上都爬满了蜘蛛网,满地都是燕子屎。可见,这座大寺院早已被废掉。
鲁智深又寻摸了一回,终于发现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和尚在熬粥吃。鲁智深便向老和尚们讨粥吃。老和尚说,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哪有粥给你吃。
鲁智深不相信,说这么大一个寺院,怎么能没了斋粮呢?老和尚说,本寺原本是十方僧人过往常住之地,广有庙产,却被一个名叫崔道成的生铁佛引着一个叫“飞天夜叉”丘小乙的道人,把这里霸占了。
写到这里,施耐庵又透露了另外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便是“崔道成”。
崔道成无疑也是一个称姓氏的僧人,比鲁智深更过分,整个名字都是一个道士的称呼。“生铁佛”已经完全被宋徽宗道教化了。所以,是“道成”。但是,施耐庵为何要让生铁佛姓崔呢?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非常著名的“三武一宗”毁佛灭佛的历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对佛教的毁灭性破坏,史称“法难”。其中,“崔道成”就与北魏太武帝灭佛有关。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施耐庵无情揭露宋徽宗灭佛
北魏时期,有一个名叫崔浩的宰相,此人经历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可谓三朝元老。崔浩博览经史,深通阴阳术数,因而,很愿意结交道教徒。在崔浩所交往的道士中,有一个叫做寇谦之的人,这个人于太武帝始光初年(424年)上道书。在崔浩的劝谏和鼓动下,太武帝开始信道,并大规模的毁佛。
虽然,崔浩在当时号称“在世张良”,为拓跋氏立下过汗马功劳,也为北魏的稳定建立过功勋。但是,在宗教历史上,却留下了很坏的名声,个人的下场也不妙。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以崔道成隐喻崔浩,其实并非是在指责这个北魏时期的人物,而是借此抨击宋徽宗的革佛,对佛教的破坏不在三武一宗之下。
三武一宗灭佛,是明火执仗的对佛教的打击与破坏,最终达到限制佛教过度发展的目的。尤其是柴荣的禁佛,奠定了北宋开国时期“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从根子上革除佛教。
宋徽宗的革佛极其高明,他是以道教异化佛教,从而达到精神和意志上的摧毁。宋徽宗的手段十分隐蔽,逃过了悠悠之口,也逃过了历史的评述。但是,施耐庵却没有放过宋徽宗,在《水浒传》中以崔道成这个人物,把宋徽宗的革佛与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等而视之。
于是,鲁智深火烧瓦罐寺便“师出有名”了。
从充当宋徽宗革佛的打手,到打死崔道成,火烧瓦罐寺,鲁智深便开始走向反抗宋徽宗的道路。
《大宋宣和遗事》在讲到花和尚鲁智深时,有这样一句交代:“那时僧人鲁智深反叛,也来投奔宋江”。施耐庵的《水浒传》,鲁智深也是反叛了,时间大致与蓝本故事吻合。
《宋史·徽宗本纪》这样记载道:宣和二年春“罢道学”,随之,又复寺院额,复德士为僧。为时一年的“革佛”闹剧就此收场。
因而,智真长老在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时,便毫不客气的致书赵员外,要求恢复被鲁智深破坏的佛教设施。而且,交代下书人必须立等赵员外回书。赵员外尽管“好生不然”,但还是无奈答应智真长老的全部诉求,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则任其发落。
崔道成口述了历史
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及火烧瓦罐寺的故事中,不难读到施耐庵对宋徽宗“革佛”的不满。但是,《水浒传》的作者绝对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信仰者,他绝对不会不讲道理的盲目抨击宋徽宗的革佛历史,从而盲目的为佛教争胜。
却说鲁智深听了瓦罐寺老和尚的话,便去找崔道成、丘小乙算账。崔道成见鲁智深前来,开始还是很客气的对鲁智深说明了些情况,崔道成说:
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来都废了。僧众尽皆走散,田土已都卖了。小僧却和这个道人,新来住持此间,正欲要整理山门,修盖殿宇。
崔道成的话与老和尚所说的不太一样,那么,到底是谁说了假话呢?我认为,谁也没有说假话。
原来,瓦罐寺真的是一座偌大的佛寺,田庄很广,僧众又多。崔道成说的绝对是真实的情况,北宋时期的寺庙十分的香火,僧人们享受着免除各种杂役及赋税,拥有丰裕的财产。施耐庵以五台山的情况,证实了崔道成所言非虚。
从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情况看,文殊院至少有二百多僧众,四周的田产,市井的所有财产本钱都是五台山的,就连一个私家酿酒挑担做买卖的,都为五台山所控制。
佛教的不断扩张,吸引了俗家弟子纷纷出家,宋仁宗景佑年间,“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宋会要辑稿·道释一》)”宋徽宗时,佛教教众达到了百万以上。
于是,田里缺少青壮年劳力,军队也难以招募健壮精兵。同时,也影响了国家收入。因而,北宋时期不断修改出家年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颁布法令,规定男子二十岁以上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同时,严格控制出家度牒,尽量减少出家人数。
崔道成虽然是一个被异化的僧人,被反叛的鲁智深所杀。但是,施耐庵通过这个形象,在表达了对宋徽宗崇道抑佛,以同化、异化的手段革佛的态度,同时,也以崔道成的真实表白,暴露了北宋时期,以及历代以来的宗教矛盾。施耐庵认为,北宋末期打破“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平衡,也是盗贼蜂拥,王朝动荡,乃至走向衰亡的一大原因。
这大概就是鲁智深火烧瓦罐寺这个故事的寓意所在。
施耐庵主张“佛道合一”
尽管北宋王朝以各种诏令控制佛教的迅猛发展,但却无法禁止民间的出家愿望。《水浒传》中,就说到了度牒的买卖情况。当时,度牒的交易时普遍存在的,而且,有明码标价。同时,皇帝也以度牒为激励手段,奖励地方官员。
加之北宋末期朝廷对百姓的搜刮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失去了生计的渔民,以及犯了罪的人纷纷依附于寺院求生存、避官司。这些历史真实都在《水浒传》中有描写,梁山两大佛教徒鲁智深、武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五台山周边的情况也反映了北宋末期的佛教过度发展的情况,市井中的所有店铺都是五台山的本钱,谁也不敢违抗智真长老的法旨。市稍末的酒家卖酒、卖狗肉给鲁智深,当他看见鲁智深肉饱酒醉后往五台山方向而去,竟然吓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可见当时寺院的势力有多大,影响有多深。
佛教的过度扩张,恐怕也是历史上革佛毁佛的一大客观原因。
除此之外,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还记载,契丹派遣蔚、应、武、朔到五台山出家,充当间谍,刺探边情。所以,施耐庵把宋徽宗革佛的故事,写在了五台山。
崔道成还说到,瓦罐寺中有几个吃酒撒泼,将钱养女的和尚,就是这帮人毁掉了寺庙。崔道成的这句话无需多做解读,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典型。尽管鲁智深不花,但既然是花和尚,也可以印证崔道成所说的情况,恐怕当时的寺庙中,还真的有“花和尚”。其实,生铁佛也已经自证了。
最后,崔道成说,他与丘小乙来到这里,是要重整山门,修盖殿宇。崔道成这样说也是实话,他原本就是个被异化了的佛教徒,所以,修的是“殿宇”,是道教的道场。
历史上的宗教问题十分复杂,《水浒传》中其实还反映了当时的寺院已经不单纯是佛教道场,已经涉嫌藏污纳垢。因而,施耐庵以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这两段故事,表明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倾向。
施耐庵并没有以一个佛教信徒的身份,盲目为佛教辩护,而是主张解决宗教矛盾,维护宗教平衡,保持社会稳定。这其实也是《水浒传》“替天行道”主题的一部分。
《水浒传》写的是道家“妖魔”大聚义,道教在书中的地位应当是很高的。但是,施耐庵也绝对没有把道教写得天花乱坠,而是十分客观的说梁山好汉是“妖魔”身份,需要“还道”才能替天行道。那么,道家的妖魔怎样才能“还道”呢?
施耐庵在书中以佛教与道教的联手行动,讲述了一个“佛道合一”的大故事,梁山好汉的“还道”有道家上界“神仙”的点化,也有佛教“天王”的劝诫与引导。梁山好汉几乎都是在佛家的参与乃至指引下,共同完成了梁山大聚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历程。
《水浒传》中有非常多的佛道信息,都是施耐庵宗教思想在书中的寄托——佛道合一,共同替天行道,这是《水浒传》的一大主题。
所以,火烧瓦罐寺,结束一段佛道之争的历史,才是施耐庵所愿意看到的“天下太平”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