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注释及译文(春日的意思古诗翻译)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著名度很高，特别是那收尾的一句。
每次读这首诗，都会感到色彩缤纷、生机无限的春光仿佛扑面而来，精神不由为之一振。然而对这首诗多有不同的解读，而且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真正是应了古人“诗无达诂”之说。
先看古人对此诗的解说。注《千家诗》的清人王相说：“当春之时，风光景物焕然一新，东风荡漾，拂面而来，百花开放，万紫千红，皆是春光点染而成也。”（《古注绘本五七言千家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诗写得明白，解也解得明白，而且看得出来在王相眼中这是写景诗。
今人的解读相当深入。《宋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以下简称“词典”）中说：“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写得生动流利，浅显明白，人尽能解。但正是这种浅显明白，将不少人瞒过，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晦翁作此诗，其意决不在春光骀荡。诗的首句即道所游在泗水之滨，其地春秋属鲁，孔子尝居洙、泗之间，教授弟子。宋室南渡，泗水已入金人掌握之中，晦翁未曾北上，怎能于此游春吟赏？其实，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在这首诗中晦翁谕人，仁是性之体，仁的外观就是生意，所以万物的生意最可观，触处皆有生意，正如万紫千红，触处皆春。”深入的解读使得原本浅白的诗顿显深奥了。一首写景诗成了宣讲理学的文字。
再看《中国历代名诗分类大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以下简称“大典”）：“这首《春日》是妇孺皆知的名诗。从诗的字面意义来看，认为是咏春游之作，也是对的。诗人‘胜日寻芳’，欣赏了大自然的‘无边光景’，于是惊叹于那春色如海的‘万紫千红’。不过进一步考究起来，这首诗还应当有作者深一层的用意。诗中提到了春日寻芳‘泗水滨’。南宋时是金朝的辖区，朱熹根本不可能亲历其地。这样说来，这场春游竟是‘梦游’了。既是梦游必然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原来泗水之滨是春秋时代孔子授徒的‘弦歌之地’，是教育史上的‘圣迹’。这首诗第一句表示了对孔孟的仰慕和向往，后三句或有以‘无边光景’、 ‘识得东风’、 ‘万紫千红’喻在学业上不断求索而最后臻于大成之意”。也是深入的解读，但与上面的“词典”又有所不同：一是对写景诗之说，“词典”认为是误解，而“大典”则认为是浅解（未能体会作者深意）；二是“词典”把春光解作圣人之道，是仁，“大典”则认为春光所喻可能是指在学业上不断求索而臻于大成。“大典”之说以“或”字留有一些余地。
这两典的影响比较大。两典问世后出的《千家诗》注本，关于《春日》的解读大多来自此两典。而此前出的《千家诗》注本，早的如上面提到的王相注《千家诗》，文革后的如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张哲永著《千家诗评注》，都是只作写景诗解读。
还读到一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千年霜月千家诗》，作者署名江湖夜雨。其中说：“程颢、朱熹二人写诗，经常把读诗心得写入诗中，说理讲道。这首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朱熹是在‘意淫’泗水边的春光，其实他是在讲儒家经典给他带来的欢欣喜悦。此诗其实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泗水河畔的春风啊，吹到我们的心头，吹开了万紫千红的思想之光——孔圣人的教诲啊，如春光一样暖遍了大地，改换了人间——”显然，作者是依据了“词典”而将此诗看作说理诗的。最后作者表示：“朱熹这首诗，只从表面理解还好，深入了解后，‘头巾气’太冲，更让我掩起鼻子来。”这是明明白白地说不喜欢这首诗。
诗无达诂，这是就诗歌而言。若从读者的角度去说，便是不同的人对同一首诗歌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这自是读者的权利。读了众多的解读文字，不免生出一个问题，那些深入的解读是怎么得出来的。可以说这与古人“知人论世”说不无关系。凡作深解者，都是联系朱熹理学大家的身份来说的，有的还着重指出朱熹喜欢借诗说理，并以朱熹著名的《观书有感》诗为证（上面提到的“词典”就是这样）。其二便是借“泗水”的地名做文章。朱熹生活在南宋，其时泗水已在金人掌控之下，朱熹并未到那里游过春，只是想象而已。既然是想象，那为什么不想象其它地方而专选泗水呢？答案自然就是寻找孔学之真理了。
知人论世，一直是我们解读诗文的圭臬。尽管受到现代诠释学的冲击，但打开今人所编各种解读诗文的本子，可以发现其圭臬地位并未动摇。知人论世者总是企图解读出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现代诠释学则认为“作者‘前文本的意图’ ——即可能导致某一文本产生的意图——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甚至可能与文本的意义毫不相干，或是可能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产生误导。”（安贝托•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11页）。将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说得明白些，那就是解读文本是不需要考虑作者意图的。对这两种观点的取舍（或取其一，或兼取之），自然也是读者的权利。然而，对《春日》而言，问题是，有了“知人论世”这四个字，其深解就确实是朱熹的原意了么？
问题之一，写过说理诗的理学家朱熹，其每一首诗都必须是说理诗吗？这个问题如果要引用朱熹的作品来说明，一是费笔墨，二是仍可能有歧见。所以此处只借钱锺书之语来表示存疑。锺书先生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170页）按锺书先生此说，朱熹的诗并非都是说理诗。
问题之二，泗水当时是被外族占去的地方，朱熹会说那个地方万紫千红，春光无限吗?尽管历史上孔子在那里讲过学，但外族占去了还春光无限，似乎总有些别扭。若是搞个文字狱，说有人歌颂敌占区，那就摊上大事了。这个疑问，直到近来读了《对几个与〈春日〉相关问题的辨析》（《现代语文》2009年2期作者张景顺）才得以解决。原来中国之大，泗水不少。山东之外还有6条泗水。其中有一条在朱熹老家江西省婺源县内。朱熹虽然生于福建、葬于福建，但其祖籍却是婺源县。成年后他曾两度返乡祭祖。据考，朱熹两去婺源，都值草木葳蕤、花团锦簇的季节。由此推断《春日》中的泗水是朱熹家乡之河当更为合理。
思考这两个问题，便觉得所谓深解，似难免穿凿之嫌。而所谓“知人论世”在这里真的可称之为“误导”了。至于那种穿凿之后更声称不喜欢《春日》的解读，实在让人无语。
其实诗歌是一种讲究含蓄的文体。它用极少的文字，写景抒情，讲究的是给读者留下空间。《春日》，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写景诗，但它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大好春光的空间。诗人对大好春光作了经典的概括，没有、也不可能、也不需要细细地说出其美妙之所在，这种美妙自然也可能包括自然之外的春光。笔者的观点是，既然作者未明说，读者又何必一定要读死呢?把个人的猜测——作者意图若非作者自己说出，便都是猜测——说成事实，恐怕不是可取的读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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