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净增长率变化图(我国人口数量变化趋势图)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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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人口数据: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关于中国人口负增长其实是在所有人预期之内的事情,也是大势所趋,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按照全球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规律,14亿人口大概率也是中国人口数量的天花板。
中国的人口为何这么快见顶?
一个重要原因是,少子化。
从上面的曲线看,虽然人口出生减少是趋势;但明显可以看到2020年开始,我们人口出生数是迅速下降。除了房价、教育和医疗支出对生育有抑制效应外,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新冠疫情对结婚生育的冲击。
1990年,我们净人口增长达到历史顶峰的1900万,随后开始持续下滑至2010年700万。
迫于人口下滑的大趋势,国家迅速放开了二孩政策,随后人口净增长反弹至1000万左右,再次迈上千万大关。
没有想到的是,这届年轻人真的都不愿意了生了,政策松绑的刺激效应稍瞬即逝,净人口增长迅速下滑至今天的负增长。
全面三孩政策放开后的5年时间,全国仅净增1200万人口,不及高峰时期一年的净增人口。
人口出生率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死亡率的稳定不变,最终加速了今天我们的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当然,人口负增长提前至2022年到来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那就是新冠疫情加速了高危老年人的死亡。
未来,如果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仍然得不到遏制,人口持续减少将成为我们的常态。
按照这个趋势和常态看,马上我们也将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之位。
根据联合国预测,最快在2023年上半年,最迟2023年全年,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其实在2019年时,联合国认为印度的人口会在2027年超过中国,没想他们要提前达成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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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滑,专家和学者给出了很多刺激大家生小孩的措施,提到最多的就是增加生育补贴。这也是当下全国众多省市正在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措施。
不过在笔者看来,任何补贴都无法阻挡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最多只能延缓。
以与我们地缘、文化、习性都相似,但经济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为例:
1971年,新加坡生育为3.0。随后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
1986年,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节育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生育率从1987年的1.62,反弹到1988年的1.92,之后4年则是1.75、1.87、1.77和1.76。
随后,生育率依然节节走低,从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则一直低于1.4。
在此期间,新加坡出台的鼓励生育措施,几乎是发达国家里相对最好的:
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第一个孩子达到7岁时可以享有总值约14.2万新币(约71万人民币)的配套奖励,包括婴儿花红、育儿和托儿津贴和所得税减免。
新加坡产假为16周,孩子不满2岁的在职家长每年能享有一周的无薪幼儿事假,育儿假每年6天。
其他措施还包括增加税务优惠,鼓励母亲工作;增加托儿中心;给予更多托儿津贴;提供补贴以降低试管婴儿的费用等。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2020年,新加坡总体生育率下降到1.1,是历史最低水平。
李光耀在自己的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曾表示:
如果我现在还主政,我会把婴儿花红定为国人平均年薪的一倍,这笔花红足够应付孩子从诞生到至少进入小学的开销。但这会大幅度刺激生育率吗?
并不会。
在我看来,即使是巨额的金钱奖励,对生育率还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我还是会坚持推出丰厚的婴儿花红,为期至少一年,这纯粹为了证明我国的低生育率完全不关乎经济或财务因素,如生活费高涨,或政府没为家长提供足够援助等等说法。
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出生率下降,是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文明社会后必然面临的问题。人在社会上追求美好生活,消耗的资源只有两种:钱、时间。
一、当工业化的进步的速度,超过人们赚钱速度的时候,人们的物质压力就会上升。
二、丰富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
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让普通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让我们无比向往。
任何阻止我们追求优质生活的阻碍,都会在文明社会的欲望下被抛弃,其中就包括生娃、养娃。它消耗了我们太多的钱和时间,而站在经济学角度看,生娃育娃是个成本收益时间极度扭曲错位的“投资”,纯投入二十年之后才能有收益,且收益大小完全不可预测。
因此,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冒险”。
当然,年轻人不愿意生娃的另一个原因:“不愿让下一代再受苦”。
生不生孩子不只与“钱”有关,还与信心有关。
中国文化中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父母会为孩子的一生着想。即便孩子可由“国家养大”,但如果下一代不能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缺少向上的机会,人们的生育意愿仍然会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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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会凸显一个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老年化,这也是影响中国人最大的变数问题。
从最近的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我们的很多城市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逼近“过度老龄社会”。
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在我们社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将我们悄无声息的拖进一场安全无法自控的,艰难境地。
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家庭保洁作为刚需行业,最近几年阿姨不好找、老了、贵了,其实是供需矛盾变化的信号,而这种关系的背后是日益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人口变贵,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来工作,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个人的养老负担在加重。
简单地做个推算:和笔者同一年纪的人都在30岁左右,在家庭结构上,上面有父母及岳父岳母,下面有1到2个小孩。按照中国人平均寿命测算,绝大多数我们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上面可能还有父母和岳父岳母。
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中至少有12个人,而实际上有收入的只有6个人,即年轻的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和岳父岳母。按照这个模型推算我们这一代人的赡养比是5∶5。
这就是为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纪偏大的人,开始进入服务行业进行谋生。
真的是,生活所迫!
如果这些80岁的老人没有大病大灾,生活能够自理,这也是家庭的一大幸事;如果一旦有人生病,整个家庭的负担就会加重,这种负担不仅仅只是经济负担,还有精力负担。
意味着年轻的我们和即将迈入老年人的父母,要在工作和照顾老年人中来回奔波。
过去几年,我们总是嘲笑日本、韩国的服务业充斥着大量的老人。
他们的大巴车司机、导游、收银员、加油站工人、甚至清洁工等等,大量的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在辛苦地工作。
主要原因就是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严重,微薄的退休工资不足以支撑其上面还有老人和家庭的负担,更指望不了子女。
因为,子女的负担可能更重。
关于老龄化问题,我们可能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我们不仅仅越来越老,也活得越来越久。
《百岁人生》里有研究表明,在过去两百年中,预期寿命一直稳步上升,每10年增加2岁以上。
这让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负担,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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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人口出生减少,社会来年化加速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对于我们个体人言应该怎么办?
方法只有两个:要不多攒钱,要不多生娃。
多攒钱,是为了我们老了,有足够的多的选择来决定我们漫长的老年生活的质量。
多生娃,是为了在我们没有那么有钱的情况下,不至于落魄的无人接管。
不生或者少生或许是一种“潮流”,作为个体我们不一定要遵循这种潮流。我们应该明白多生娃,不是为国家而生,也不是独为自己养老而生,是在为下一代分担压力而生。
人一定会老,也总有一天会失去自理能力,如果当一个社会整体有劳动能力的服务人员不够时,你可能只能躺在养老院,独自一个人望着天花板发呆。
这种孤独终老的时间可能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这时候最终决定我们生死,拔掉我们氧气管的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下一代,而是不堪重负的养老机构。
这就不难理解,现在社会的有钱人为何在不停地生娃。因为,从人力资源的另一个面来看,多生娃也是在投资自己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