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欣和慈溪的关系(奕欣有几个妻子)

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奕訢自幼与咸丰帝奕詝一同成长，深受道光帝宠爱。道光帝死后，根据其遗诏被封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时废时起。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以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与之签订《北京条约》。次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授议政王，确立了两宫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体制。此后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长期为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部分时间身处权力中心。后逐渐倦怠政事，终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获起用，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善后。此后至去世前，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但暮气已深，无甚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逝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为“忠” ，后世称“恭忠亲王” 。有《萃锦吟》《乐道堂诗钞》等传世。

奕訢是洋务运动期间清廷中枢的首脑人物，因精通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建议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萌生。西人称之为“（清）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历史评价：

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以同治帝名义发表的上谕对其功绩肯定道：“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载：“光绪初，恭王奕訢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无敢僭越。”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称赞奕訢“真心为国图谋，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对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叶赫那拉氏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恭亲王开始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较大的行动权。所有记载都说恭亲王（1833—1898年）为人腐化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决定他职责范围内的许多任命时接受贿赂。但是他年轻果断，尤其乐于采纳一个有真知灼见和忠于职守的满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见。”

轶事典故：

字号别名

奕訢为道光帝第六子，内称“六爷”，加之精于洋务，与西方人（清人鄙称为“鬼子”）接触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称号 。又因他被封为恭亲王，故人因其王号称“恭邸” ；死后谥号“忠”，后世称“恭忠亲王” 。

锋芒太露

在与奕詝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奕訢才华横溢，聪明过人，骑射武功突出，深得道光帝喜爱，却过于锋芒毕露，不善于揣摩其心思。奕詝则在老师杜受田的教导下，投道光帝所好。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訢射得猎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帝询问原因，奕詝回答：“正值春季，鸟兽生长繁殖之时，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道光帝闻言大喜：“这真是帝王之言啊！” 道光末年，道光帝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道光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 。自此“储位遂定”，奕訢失去了皇位继承权。

恭宝互谑

奕訢与宝鋆同在中枢供职时，也有一些趣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载，一日，宝鋆临近散值时如厕，归来时奕訢还在等他。见面后，奕訢便笑问道：“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是当时北京对如厕的谑称。宝鋆针锋相对，答道：“那（哪）里，是出恭。”又一日，奕訢从太庙出来，指着庙碑下的赑屃，对宝鋆说：“汝看这个宝贝。”宝鋆字佩蘅，“贝、佩”音近，奕訢以此为戏。结果宝鋆应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处不仅用了既有的“龙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一。何刚德认为，当时枢臣见面闲谈时，多掺杂以此类玩笑话，用意在于担心一旦在闲谈中说到正事，会导致泄露机要，并认为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树”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訢的长子载澄品行恶劣，深为其父所恶。据《清代野记》载：奕訢听说载澄患病时，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谓请医开药，不过是掩人耳目。很久后，载澄病危，左右侍从把这个消息告诉奕訢，奕訢说：“姑且念在父子一场，去为他送终是可以的。”等到进了载澄的卧室，见他侧身卧在南坑上，已经气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绉绸作的衣服，用白丝线在衣身上绣满蝴蝶。奕訢一见，大怒道：“就为这一身匪衣，（载澄）早就该死了。”头也不回地离开。载澄于是气绝身亡。

藏书故实

奕訢藏书颇富，恭王府有藏书楼多处，主要有“多福轩”“乐道堂”“正谊书屋”“庆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椠近百种，如宋板《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传》《韩昌黎集》《柳河东集》《艺文类聚》《翰墨大全》《王临川集》《东都事略》《文选》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选》《埤雅》各有两部。有《多福轩书目》2册，著录藏书近2000种；《乐道堂书目》1册，著录各处所藏零星之本，精品为多。书画最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迹书画作品有数十幅，如晋陆机《平复帖》、唐代的韩干《马图》；元代赵孟頫、倪瓒等人的画作有数张。进入民国后，所藏古籍书画相继流散，由于索价甚高，国内购买者不能全部购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购去。部分藏书画印章为“恭邸藏书”“锡晋斋印”“恭王府珍藏书画”“清心斋赏读”“韬华馆”“宝约楼秘藏”等。

恭王遗言

反对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帝频繁慰问，并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探讨。据胡思敬著《戊戌履霜录》记载，奕訢在临终前曾告诫光绪帝：“闻有广东举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高层密谈，不大可能被泄露给位卑言轻的胡思敬。但关于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说法还是流传甚广。

随着研究的深入，后人得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确实将大量官员，无论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这或许是奕訢之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不仅是奕訢，当时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在内的重臣，大多也与这场“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奕訢死后一个月，《申报》发表报道称，奕訢重病期间，光绪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奕訢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帝专门问奕訢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奕訢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奕訢去世后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职，永不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