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变迁方案(历史长河中的城市变迁)

金、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定都于北京，但四个朝代都为北京留下了什么空间及文化印记？让我们打开《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一寻答案。

作者孙晓飞近年致力于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热点事件进行解读，引用知识权力理论解读医患关系的著作《用心：神经外科医生沉思录》，荣列商务印书馆2019年人文社科十大好书榜首，受到读者尤其是医生群体的好评。

2021年，孙晓飞先生的新书《繁盛与衰败：3000年帝国都城变迁史》，放弃了对朝堂政治、社会矛盾、宫闱内斗、君臣恩怨进行观察与分析的传统方法，引用了空间生产理论，对都城变迁史进行了重新梳理，给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和新观点。

（清）徐扬《京师生春诗意图》

为迁都燕京 海陵王毁旧都杀宗室

因为柳永的一首词，引发了海陵王向江南进军的雄心，也让燕京（今北京）成了他的理想都城。金迁都燕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扩张，太多的猛安谋克被派往占领区，金控制“内地”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

当时的金上京，很像西汉的长安，虽然战略位置重要，但随着都城人口快速膨胀，通过狭窄的运输通道从中原运往都城的费用，已经非常高昂。

同时，金的战略重心向南推进，对北部边疆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不得不做出战略上的转变：放弃北部边疆，以避免与北方边境上的鞑靼发生冲突。

迁都，也要有“故事”，于是，海陵王自编自演，借种莲花，提出了迁都的设想：

天德二年（1150年），完颜亮在宫中宴请群臣。与其他北方民族一样，女真人也善饮，大家喝得非常高兴，海陵王突然发问：“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右丞相梁汉臣回答说：“自古江南为桔，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海陵王诏曰：“依卿所言，择日而迁。”

只因“燕京地暖，可栽莲”就要迁都，可见海陵王的任性，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有人建议按汉人所遵奉的阴阳五行原则来营建新都。海陵王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

一开始，海陵王提出设立“两京制”，即原有旧都不废，“两京一体,保世于万年。”但很快海陵王就拆毁旧都。为了迁都燕京，女真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海陵王诛灭了太宗子孙70余人，继而又诛灭了宗翰子孙30余人，对其他宗室子孙70余人也全部诛灭。

元大都曾是一座流水汤汤的城市

元大都曾经是一座流水汤汤的城市，这在今天已经不可想象。

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模型是宋的汴京，引水入城，依靠水运来满足城市的生活需要，让商业紧邻水上通道而发展，是规划和建设者的初衷。

设计者以离宫（大宁宫）的湖泊地带作为全城的中心，把宫城放置在太液池以东地区，选定中心台在太液池上游，主要是想依靠丰沛的水源来解决漕运的困难，以维持都城的生活需要。

在都城的空间生产方面，元大都主要是对开封进行模仿。

尽管如此，也仍然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杨宽先生认为，在都城的设计建设中，建立中心台，作为全城中心点的标记，是元大都首创的。

中心台确定以后，全城南北向的中轴线，就可以向两侧平缓延展，并在中轴线的两边，安排各类政府机构。

元大都的设计规划者，从城市的生活需要出发，把城中心设定在积水潭一带，就是要在这里建造装卸货物的码头，通过水运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

元初时的积水潭是高梁河上一个较大的湖泊，其浩大之相，已非今人所能想象。要在这里建设水运中心，需要先把积水潭的水引向东南，与金代所开的闸河接通。

金代建设的闸河，也是从高梁河中游引水，沿渠筑闸节水，送达城内。至元三十年秋建成时，元世祖从上都夏宫归来，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

一向对中国盛赞有加，走到哪儿都一路惊叹的马可·波罗，对元大都更是崇拜不已，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未可言宣。

根据商业需求而生产的各类商业空间，在元代亦有许多。

比如针市。北方四季分明，冬季需要棉衣，夏季需要单衣，秋季和春季也需要厚薄不等的衣服，因此，手工缝纫业发展起来，成立成专门的“针市”，这在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都是没有的。

比如人市。元朝统治初期，仍然存在着人口买卖行为。人市与牲畜市一样，附近设有酒楼，买卖双方边喝边谈，商谈好价格然再签订契约。

北京“南穷”的由来

元大都西南，就是金中都的旧城，虽然破城时惨遭蹂躏，房屋损毁严重，但元朝建都时，在其旧址上，人口有所增加，称为南城。

以积水潭为中心的新城，就被称为北城。

大都新城建成之时，也像北宋一样，给普通百姓留出了建房的空间，由于空间有限，朝廷做出了明文规定：旧城居民要迁往新城的，“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要有正经工作。

当时，每个要求在城内建房的人，朝廷会给一块土地，但“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据。

元大都商业繁荣，因此“幌子”这种新鲜的广告标示，也可算为一种新的空间生产——今天北京的一些老字号，仍然沿用这种方法，不过今人多不知这些符号背后的商业含义。

专治儿科的大夫，“门首以木刻板作小儿。”那时没有妇科和产科，接生孩子的叫稳婆，一般都是世代相传，“门首以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专治妇人胎前产后以应病症，并有通血之药。”

因为临近草原，进入大都的马匹较多，给马看病的医馆，也有专门的标记：“医兽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

蒙古人善饮，大都饮酒之风亦烈，“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

边城做京城：明朝的腹心之患

永乐十八年，新都（北平）营建成功。永乐十九年元旦，北平升格为京师，正式成为都城。永乐十九年四月，三大殿被天火所焚。永乐二十二年，朱棣驾崩。也就是说，朱棣精心营造的新都，他仅住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华丽的皇宫内，三个大殿一片残垣断壁，看看就让人心生寒意。

但由于各种原因，朱棣直到去世，也没有再整修那被天火毁了的三个大殿。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1425年）登基，次年改元“洪熙”。龙椅还没坐热，朱高炽就想再迁都南京。

朱高炽的情况与朱棣有些相似，朱棣是久居塞北，征战沙场。而朱高炽则是朱棣征战期间，长期以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监国。因此，对南京更喜欢，相较之下，也对北京的状况更不能忍受。

史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即朱瞻基）谒孝陵，遂居守南京。”明仁宗迁都南京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边患，二是漕运。但次年明仁宗崩，迁都之事也不了了之。

北平升格为京师后，人口的积聚效应很快显现，北京周边的粮食产出已经无法满足都城的需要，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需要经漕运从南方运抵北京，但明太祖建都南京后，北平荒疏，大运河的河道淤塞严重，为了疏通河道，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一时怨声载道。

而边患，则始终是明朝的第一要务，两百年后，大清崛起，灭亡明朝，也是边患的放大而已。仅在世宗朝，就有多次犯边之事，因都城同为边城，举国上下，倾全力而退之，几无力做经济上的建设。

清朝的空间改造：皇宫的东北化

在物理空间上，女真人未对北京做大的改变，基本沿用了明朝故都，但在文化空间、居住空间方面，还是把女真人的生活烙印，用心地植入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其一是改名。女真人入主北京以后，重修三大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分别改称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把大明门改为大清门。皇城的正门——承天门,重修后改叫天安门。皇城的后门——地载门，改叫地安门。千步廊前面的青龙门、白虎门，分别改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后来的长安街，即由此得名。总之，通过改名来体现其文化意志、统治理念及对未来的某种期盼。

其二，是用女真人的生活习惯改造皇城。以目前故宫对外开放的坤宁宫为例。明朝时，坤宁宫的门开在正中，到了清朝改成门向东开。正门设在东次间，而不在正中央，门为板门，完全是东北民居的升格版。

与明朝最大的不同，是宫内放置了三口大锅，祭祀时用来煮肉，还放置了一个大的木头案子，在宫内杀牲后，奉在案子上进行祭祀。每逢大年初二会有一次大祭，皇帝会带着王公大臣参加祭神的活动，结束后一起在这里吃肉。坤宁宫三面都是炕，分别是坤宁宫的正堂北、西、南三面，叫万字炕，每有祭祀，皇帝和皇后要坐在炕上吃祭肉。按女真人旧俗，西炕只用来放供桌，不睡人。坤宁宫背后西北角，西暖殿的后面有个烟囱，这是满族特色，明代的紫禁城里没有一个烟囱。阎崇年先生说，“坤宁宫前头东南角有一个杆子，叫索罗杆子，就是满洲祭神、祭天的杆子，现在这个杆子没有了，沈阳清宁宫前头还有。这是满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象征。”凡此种种，女真居住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习俗、民族信仰都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这座前统治者的宫殿。（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