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对匈奴的作战(被汉朝打跑的匈奴)
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
就如中国人是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伟大理论一样，大汉帝国改变欧洲历史经得起历史推敲吗？
文/李夏恩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在中华辉煌历史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页就是大汉帝国的强盛武功，而最能体现这一强盛武功的，就是大汉军队击溃了北部的匈奴势力，迫使这一强盛的游牧部落望风臣服，一半投降归顺，一半仓皇西逃。
有一段颇为令人浮想联翩的典故。话说大汉帝国击败了匈奴，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逃——北匈奴一路逃到了欧洲——匈奴王阿提拉逼得罗马帝国不得不求和，被称为“上帝之鞭”。更有甚者号称匈奴西迁导致罗马帝国崩溃，是改变欧洲历史、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
为什么此事总有人心心念念？逻辑很简单：被大汉打败的匈奴称霸欧洲，只要把中间的匈奴去掉，那么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任不就是我煌煌中华了吗？
或有人会不识时务地试图扎下一针疫苗，提问这种说法的来由。但很快会等来咄咄逼问：“难道你不承认汉朝打败了匈奴吗？难道匈奴西迁没有这回事吗？”
就如中国人是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伟大理论一样，大汉帝国改变欧洲历史经得起历史推敲吗？
匈奴骑兵。
匈奴怎么被打跑的？
首先，在电视屏幕上热极一时的汉武帝确实在打击匈奴的战争中给匈奴一连串重击，这一点无可否认，但他发动的一连串对匈奴战争并没有直接导致匈奴西迁。
武帝死后十五年，夏侯胜上疏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边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就是说大汉穷兵黩武，为了这场仗遭遇严重经济危机，伴随的大饥荒导致稍逊文采的汉武写下罪己诏。
但对手匈奴离真正败亡还早着呢。公元前71年冬，匈奴单于数万骑遭遇暴雪，人口牲畜十不存一，这是一场毁灭性打击，而三年后，匈奴再次遭遇大饥荒，饥荒过后，人畜损失巨大的匈奴内部很快出现了争权夺利的内讧。
汉人打跑匈奴，是东汉之后的事。
尽管如此，“大汉帝国一声吼，吓得匈奴往西跑”要一直等到东汉建立之后才实现。
公元48年，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南单于比自立为（后）呼韩邪单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分，而且匈奸南单于使用引狼入室的手段，借东汉之兵进攻自己同胞，北匈奴只是退居漠北，并没有西迁。
直到公元89年，已经进入了第四代皇帝汉和帝在位期间，南匈奴又撺掇大汉帮忙，于是忙着洗罪的窦宪将大军与南匈奴共击北匈奴。
这时的北匈奴已经疲惫不堪，哪里是大汉与匈奸联军的对手，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归降。得意洋洋的窦宪还特意在燕然山，也就是现在的杭爱山刻石记功，碑文是班固所写。这就是“封狼居胥（霍去病），勒石燕然”的典故。
狼居胥，即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封狼居胥指西汉大将霍去病登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以告成功之事，后来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年后，公元91年，北匈奴遭受最后一击，它先是被南匈奴击溃，然后又被趁火打劫的汉军在金微山，即今阿尔泰山大败，在短短五年内经历多次大败，北匈奴只能采取逃跑主义，“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从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出兵匈奴，到公元91年北匈奴“逃走，不知所在”，汉帝国足足花了224年才勉强算是解决了匈奴的问题。
但问题是，究竟去哪儿了呢？注意史书只说“不知所在”，当年又没有间谍卫星，人跑哪去了，谁也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剩下的还能脑补。汉朝在东南，匈奴肯定不能掉头回来自投罗网，那么肯定是向西逃跑，那么西面是哪里呢？当然只能是欧洲，欧洲有罗马帝国，所以它们的对手只能是罗马帝国。
匈奴民族有矫健的骑士，弯弓引矢，骑兵皆有坚固的盔甲。
波澜壮阔的脑补：匈奴改变欧洲历史
在这个逻辑链的另外一端，就是欧洲似乎真的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根据欧洲史家的记载，它的名字听起来很像匈奴。
这个帝国的首领被中国人译为“匈奴王”的阿提拉大帝确实迫使西罗马帝国臣服，难道这个“匈奴王”阿提拉和当年那些被汉朝军队趁火打劫后“不知所在”的北匈奴之间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吗？
事实上，最早脑补的正是欧洲人自己。不过欧洲人自己的老祖宗却一如中国汉代史家一样，实在无法将阿提拉和中国的匈奴之间的联系脑补出太多的证据。
那么阿提拉又是何许人也，这支匈奴又是哪路神仙？首先我们要从语言学知识说起。
拉斐尔作品《伟大的利奥和阿提拉的会面》，画面中：圣彼得和圣保罗在利奥一世头上，后者前去会见阿提拉。
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就是那位提出“地心说”的权威人物，在其大致撰写于150年的巨著《地理学》时，提到过一个栖身于今日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部族，称其为“Xouvol”，不过这可能是个根据发音的衍名，听起来很像是“匈沃”。
稍晚一些的古代近东和中东史料里也提到过一些类似的部族名称，比如于阗文中用“Huna”（音近“忽纳”）用来指代西域的游牧部族，亚美尼亚文用Honk指代一些游牧部族的居民。
最著名的是一封粟特人的书信，这封信提到了匈奴首领刘聪率兵包围洛阳，掠走晋怀帝司马炽的事件（311年），作者似乎当时就在洛阳（在信中，他称洛阳为Saragh），他将那些包围洛阳的人称为“Xwn”，发音“xun”与“匈”相近。
448年至452年，匈人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疆土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
历史终于在语音学的发展中开始变味了，它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从公元150年左右到公元300年前后，欧亚大陆上有一种被称为“匈”的部族存在，它的活动范围从中国洛阳附近一直到今天南俄罗斯的顿河与伏尔加河流域。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个被西方后来称为“Huns”（匈）的人，在公元375年突然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在首领拉米尔（或者称为巴拉姆贝）的带领下入侵俄罗斯南部，首先战胜了高加索北部的阿兰人，然后又击溃了居住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接着于376年入侵已经衰亡的罗马帝国，他们大致在405年左右定居在匈牙利平原上。
434年左右，阿提拉崛起，以武力威胁罗马帝国臣服脚下——这就是文献记载能给出的确凿的历史。
阿提拉帝国的范围。
这段涉及语源学的记述确实让人昏昏欲睡，如果不慎，很容易被绕进语言的迷宫中，让人理出一条这样的逻辑链：匈奴=Xwn=Huna=Honk=Xouvol=Huns=匈人。
但实际情况却比这条简单的逻辑链复杂得多，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无论是Xwn、Huna还是Honk，其实它们并非指的是某个特定的部族，它们是一种泛指，指的是一类以游牧为生流动性强的部族的总称。只不过在粟特人的信里，它碰巧用来指代匈奴而已。
在印度地区，Huna也用来指嚈哒人，所以，从语音相近的角度来将西方的匈人和中国的匈奴人联系在一起，其实没有过硬的依据。
还有关键一点，是颜值。西方人见到的匈人和中国史书中描述的匈奴人长得完全不一样。
匈牙利阿提拉博物馆中的阿提拉像。
公元500年前后的拜占庭史家约达尼斯转引了生活在公元370年左右，也就是匈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史学家阿米安的著作上描述了这些匈人的长相：
“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丑陋面貌，矮小的身躯上长着一个可憎的块状物体，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头颅，上面甚至连五官都没有，只有几个类似眼睛的小洞……因为脸上应该长出胡须的地方都被划出了疤痕，所以他们一直不长胡子。”
而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匈奴人全都高鼻多须，譬如十六国春秋中记载冉闵屠杀胡羯（系汉代南匈奴别部）时“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而且留存至今的霍去病墓上马踏匈奴的石雕上，被马踏在足下的匈奴也是高鼻多须的，与西方记载的匈人矮鼻无须完全不同。
幻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比起这个赤裸裸令人不快的真相而言，“汉朝击败匈奴西逃称霸欧洲说”的发明过程，更有意思。
匈人与阿兰人战斗。
鸡血针的制造过程内外兼修，诸多学者前赴后继
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当时西方兴起了一阵“中国热”，走在热潮前列的学者也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和中国搭上边儿。
一位叫冯秉正（他的法文原名很长：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的法国传教士将《通鉴纲目》翻译成了法文，在法国一时成为了畅销书。
这本书恰好被法国的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看到，他发现里面有些关于匈奴人的记载似乎可以和匈人联系在一起，至少发音很相像，大家想象一下那些复杂的字母。
并且这群人“不知所在”的时间也可以和入侵欧洲的那些“不知来由”的匈人联系在一起。
正好当时匈牙利正在寻找民族自豪感，费尽气力想把自己的血缘和曾经威震欧洲的匈人王阿提拉联系在一起，看来攀龙附凤，举世皆然。
高卢的罗马别墅被阿提拉的军队淹没。
于是德经便突发奇想，写出了那篇搅扰后世长达200余年的《匈奴、突厥和蒙古通史》，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二册，他写道：
“在陕西、山西和北直隶省的北疆以北，过去曾居住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它产生了被我们后来称为匈奴、突厥、蒙古和鞑靼等民族。商代国王称此地为鬼方，而周代国王则又称之为猃狁，最后汉代皇帝又称之为匈奴，这是个被中国人读讹的名称，我们至今同样仍不知其真正发音，但肯定是由它产生了Huns或Hunni等名称。由于这些民族入侵了欧洲，所以在那里也变得著名起来。”
德经的这一大发现可以说是震惊了欧洲学术界，之后所有的学者几乎都围绕着这段话大做文章，力图证明这句话是多么可靠的发现，尽管19世纪以来考古学的盛行和来自中国的文献其实都不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人人都脑补得十分带感。
大汉与匈奴战争旷日持久，最终赢得两败俱伤式的惨胜。
一如20世纪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提出古罗马军队远征中国被汉军打败后安置在骊靬城的假说后，甘肃永昌县立马宣称自己就是骊靬故地，还建起了一座古罗马风格的佛寺一样，观点越是离奇得天花乱坠，就越有人为之着迷。
就连那些最出色的头脑，斯坦因、伯希和、白鸟库吉、卫聚贤等考古学、历史学前辈，也纷纷拜倒在这一观点的脚下，成为它忠诚的捍卫者，他们从语源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提出很多支持的说法，诸如突厥语、奥斯加特语、科特语、吐火罗语等已经成为僵尸的语言都被拿出来作为证据，即使这些证据纷纷败在考古和实物证据上也百死不悔。
然而，如果这件事情仅仅被当做是一个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倒也有益无害，毕竟作为“匈奴西迁欧洲说”，有其梳理古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史学价值。
Mór Than的作品《阿提拉的饮宴》。
当匈奴西迁的假说被中国人发现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面对西方列强一再欺凌，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不甘受辱，尽管低头一时，但反顾老祖宗光辉灿烂的历史，随便挑出一件就足以挽回颜面。
这一说法其实来到中国非常凑巧，它不过是在洪钧，也就是那位娶了赛金花又出使西洋的晚清状元的考证专著《元史译文证补》中出现了一次，然后又被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中加以引用。
但没关系，架不住读书多的章太炎接过了火种，他在《匈奴始迁欧洲考》中，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对待。
罗马帝国的势力分布及各国攻势图。绿色的是匈人。
而最终将其发扬光大的，恰恰是梁启超，这位读书种子经过一番穷搜史籍，他终于发现西方列强现在搞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其实早在汉朝时，中国的老祖宗就已经驾轻就熟了。
在为张骞和班超所写的传记文章中，梁启超将其远通西域、平定匈奴的壮举比作哥伦布开辟新大陆、利文斯顿拓殖非洲的丰功伟业：“故黄族之威，震于域外者，以汉为最，而博望始之，定远成之，二杰者实我民族帝国主义绝好模范之人格也。”
而这篇传记最大的夸想，就是梁启超为今天的爱国热血青年们构想了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当然这场战争一定是以汉帝国全胜，中华文明征服欧洲为结果的：
“是时罗马方强，用兵于西亚细亚，屡破安息，中国日扩而西，罗马日扩而东，上古世界两大文明，几相接触……使假（班超）以岁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成就，当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即罗马）之役，布我黄帝子孙之声明、文物于欧土，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纪念，未可知也！呜呼，人杰矣哉！”
梁启超将远通西域、平定匈奴的壮举比作哥伦布开辟新大陆、利文斯顿拓殖非洲的丰功伟业
接着，梁启超便掏出自德经以来西方流传的“匈奴西迁欧洲论”，将其渲染成为今天的“汉朝击败匈奴西逃称霸欧洲说”，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公元91年（即汉永元三年）那场趁火打劫迫使北匈奴逃亡的战争“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不仅是匈人王阿提拉迫使罗马帝国臣服，最终导致西罗马灭亡这么简单，更是1823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汉永元一役）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亚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
这段穿越化的假设，发表在他被史学界奉为经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上。
梁任公绝对想不到自己当年的幻想，竟会在100年后成为今日的一针鸡血；更想不到的是，由他偶然之间引进的“匈奴西迁抵达欧洲说”竟会在后来变成一些人坚信不疑用以注射鸡血的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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