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浅谈庆历新政的背景和内容)

魁首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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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发生于北宋仁宗时期，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大臣发起的一次改革事件。此次改革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主张，历时一年四个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却为拉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

庆历新政原因

与西夏的两次战役失败是庆历新政的导火线，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对北宋不利的连锁反应，彻底激化了原本隐藏在太平盛世表面下的社会危机，一是积贫积弱，北宋建立以来就存在的积贫积弱现象日益加剧，社会贫富加剧，冗兵冗费冗员现象突出，财政入不敷出。二是内外交困，北宋庆历年间的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而国内的土地兼并现象也十分突出，广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税负很重，由此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政只能派兵镇压，但效果不佳。

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不断上书要求改革，而面对惨淡的社会局面，宋仁宗也不得不面临现实，于是启用范仲淹等一批改革派着手制定各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历史上统称为庆历新政，由此庆历新政的序幕才正式拉开。

庆历新政经过

条陈十事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庆历三年（1043年）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仁宗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 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俺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

⑤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范仲淹建议朝廷降颁布诏令，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②减徭役。宋代的赋税与力役基本上沿袭了唐末及五代的制度，宋初虽作了一些调整，但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对此，范仲淹主张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3、厉行法治

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宋代皇帝三年一郊祀，照例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厉行变革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封建体制

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首先从经济、军事制度的改革做起，而绕过了澄清吏治这类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原因。

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