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下一句怎么接(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意思))

魁首哥

作者

忍辱负重，雄关漫道真如铁；力挽狂澜，三军过后尽开颜！

文/安国宁家 #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所遭受的挫折、逆境，比平常人更多，也更险恶。他曾身陷囹圄而险遭不测；也曾多次遭受不白之冤，被撤职，甚至被开除党籍，被剥夺领导权……但他不仅没有为挫折所吓倒、被逆境所折腰，他将逆境视为一种对意志的磨练。

毛泽东

毛泽东曾两度被撤“要职”，仍忍辱负重前行

1931年4月，“左”倾领导者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中央根据地，开始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极力排斥和污蔑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污蔑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央苏维埃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初，“左”倾冒险主义者为实现湘、鄂、赣各省首先胜利，要求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命令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抵制，批评了这一错误决定，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赣东北发展。8月，毛泽东再次反对攻打南昌包围武汉的冒险计划，强调红军应沿武夷山向赣东北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大逆不道”使“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大为恼火，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在1932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被说成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政策，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发展被指责为是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领导。这次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两个重要职务。

1932年毛泽东

毛泽东，这位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正当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正当他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连续三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之时，却被排斥出军队，被剥夺了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这种错误的组织处理无疑是对毛泽东的重大打击。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算起，由于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理解和赞同，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处分达20次之多，如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而向农村退却，毛泽东曾为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但这一次，毛泽东受的打击则是最沉重的一次，他在党内和军队中的职务全被撤掉，只剩下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一职。“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毛泽东回到后方“养病”，兼作政府工作。此时毛泽东不仅在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委屈，且处境十分艰难。这时无疑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逆转，人生的一大挫折。

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还未充分暴露，人们对此还缺乏足够认识，加之共产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个人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毛泽东的拼搏不是盲目与组织对抗，人为激化矛盾，而是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耿耿忠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在执行党的工作安排中寻找纠正错误的机会，条件成熟后则坚决斗争、绝不手软、在险恶的环境中，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

毛泽东调查根据地经济建设

在被迫离开军队后，毛泽东以中央工农民主主席的身份来到后方，将满腔的革命热情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倾注到另一个领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之中，为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作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他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工作期间，一边养病，一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骑着一匹马，走遍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调查了各种情况，发现了许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根据地进出口贸易、经济工作者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一批高质量的工作报告，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其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济论著，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长冈乡调查》及《才溪乡调查》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忠诚服从的战士，还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人物，当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的逆境转变为革命危机的时候，作为一位领袖型的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中国革命前途和岌岌可危的命运使他由忍受委屈到百折不挠地赤诚相谏，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伸张正义、挽救革命。

1933年10月，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作战方略，企图消灭红军，荡平根据地。

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求红军打正规战、阵地战。结果，红军几战皆败，一时陷于困局。

第五次反“围剿” 毛泽东

此时，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福建省人民政府”，公然与蒋介石决裂，要求与红军联合抗日。由于“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急调一部分兵力开赴福建镇压十九路军，江浙一带顿时空虚，蒋“围剿”红军的整体计划已经打乱，造成了红军粉碎敌“围剿”的良机。毛泽东瞅准时机，大胆提出建议：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粉碎敌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这一主张击中敌人要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敌人打消耗战、阵地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后，并不气馁。

前排中：王明；后排右一：毛泽东

巨大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毛泽东拍案而起，力挽狂澜，红军随迎来转机

1934年春夏之际，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时刻，毛泽东来到会昌，与粤赣省委、军区及红二十二师的干部们研究南线反“围剿”斗争形势，要求他们吸取福建事变的教训，善于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建议把红军主力抽下来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式，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垮敌人。熟料却遭到“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严厉批评。结果，反“围剿”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恶化，战火进行了一年已烧到根据地中心区，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再次赤诚相谏，主张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此处敌人兵力薄弱，并未建立堡垒封锁线，这样一来势必威胁敌人长沙、湘潭、株洲等战略要地，迫使蒋调江西之敌回援湖南。红军则趁此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扭转战局。

这一正确主张再次遭到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同后方机关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出发，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红军长征示意图

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逃跑路线，红军虽英勇奋战，但终不敌强敌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红军随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绝境中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左”倾机会主义者一筹莫展、陷入僵局。紧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第四次提出自己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相机歼敌。红军在执行了毛泽东的建议后，开始出现转机。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道县县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并一举攻克黎平。红军的这一行动，打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蒋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红军得到喘息之机。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继续前进。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红军占领遵义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还占据统治地位，革命的危机并没有消除，且随时有恶化的趋势。一种巨大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毛泽东拍案而起，与“左”倾错误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红军打下遵义后，趁蒋介石重新调动部署兵力和红军休整之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军事指挥的错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那种将军事失败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的观点；正是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的发言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击中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要害，反映了大家真实的想法，因而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接下来，朱德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及因李德造成如此惨痛损失。周恩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导人。

遵义会议在险恶的环境下顺利地结束了王明“左”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